文章与人品议论文素材

认唯能的争论。有才华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懂得道理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到。仗义每在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我读书的时候，都是把作品和作者分开来看的，如果你非要把他当成一个整体，那么结果只能气死自己。例如，写出了伟大的教育学著作《爱弥儿》的卢梭，他同一个完全不识字的旅馆女仆德莱丝·勒娃色尔同居，生了五个孩子，然后他先后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孤儿院里去了。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资格谈论教育，可是偏偏他说的比别人都好。

导语：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应该是一致的。下面是文章与人品高考作文800字，欢迎参考。

喜欢一卷诗书在手，或品读“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的慵懒与情思，一抹浅淡的远山黛，画出女子的婉丽;或感受太史公笔下暗潮涌动的政权争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或带着一颗心和三毛共赴撒哈拉沙漠，体味异域风情。正如古人所言，“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不错的，在文章中确实能感受到作者的性情，或潇洒坦荡，或自由不拘。

大凡在文学界受人敬仰的，读者都能找到与文章匹配的词语去概括作者的性格，想来这就是我们所能感知的“人品”了吧。他并不是仅从一篇文章中体现，而是渗透在作家一生的写作历程中。初识袁中郎是在《满井游记》：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鲜妍明媚如倩女之面而髻鬟之始掠也。如此潇然山水的才子，想来也是一位人生的哲学家，他自言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其实，这话不但说出了中郎的文学主张，也说出了他的人生态度。在那些赞美自然风光的游记中，每一篇都是他对这种生活本色的探寻，一种行胸臆的格调。他的文章就是他的内心，我们能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人格的真，才会让我们的心产生一种共鸣。

文学贵在思想的碰撞，金代元好问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观点：“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我们总认为的在人格与文章之间的'等号却在这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会成为人心的面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也许我们需要用一双聪慧的眼，一颗睿智的心去感知。

文章是抒发人性的途径，而有时这条道路会被外界因素阻隔，让我们看不真实，文章本身也沦为了工具。郭沫若以一首《天上的街市》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当革命的烈火蔓延整个中国大地时，他的诗便成为了配合革命形势的产物，毫无立场的歌颂与批判，是成为“御用文人”的悲哀。也许在郭老的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但他的心被拷上政治的枷锁时，所有艺术的美感就消失殆尽了。曾经歌颂出《女神》这样唯美诗篇的人，湮没在革命的浪潮中，我们只能扼腕叹息了。

但不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有一样是不能否认的：文显其品动人心。因为他们能将自己的真当作汤底，用生活的阅历作为菜料，以真情实感为辅料，烹饪出一锅令人回味的佳肴。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言言言，言尽世间冷暖;文文文，文中自有乾坤。

——题记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我看可未必。性情偏急就一定文局促吗?品性澄淡下笔就一定悠远吗?金代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中说得好，“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并不能证明其人品也高雅，文品与人品或许并没有太多联系。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或许心地非常善良，一位拥有绝世才华的大诗人或许是个阴狠狡诈之徒。李绅这个人大家或许不熟悉，但是他写的一首诗相信大家都知道，这首诗就是《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首多么好的同情农民的诗啊。此时李绅在人们心中大多是同情百姓关心百姓疾苦的光辉形象，可这一切在他为官之后就彻底颠覆。布衣换上官府后，李绅温和、悲悯的神情变成了一幅滥施淫威的酷吏的丑恶嘴脸。反观隋唐时期的程咬金，虽然长相粗犷，没啥文化，但为人却光明磊落，心地善良，性情直爽。这与李绅的形象可谓是行成鲜明对比。

再说朱熹，宋代大儒，他注释的儒家经典被尊为正统，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取士都要引他解释的儒家经典才行。文学成就如此之高的他人品却不值得称赞，他为人虚伪他曾用伦理逼死了一个寡妇，而且他解释论语把生活化的内容曲解成理学。还有古代知名美男子潘岳，他曾在作品中描绘自己淡泊名利、忘却功名。情志高洁而被人们所称赞，而现实中他爱慕虚荣，趋炎附势是一个向权贵献媚善于结党营私的无耻小人。说完这些古代的再说说现代的，汪精卫才貌双全，却投递叛国建立伪政权。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画虎画皮难画骨，画人画面难画心。

——后记

人们常说：要写好文，先做好人。通常情况下，做人与作文是一致的，文品与人品也是一致的。文如其人。做人与作文一致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特别是卓越的作家、文学家都是如此。从屈原到司马迁，到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不胜枚举。他们做人正直，性格坚韧，文章也充满阳刚之气，不折不挠，令人感奋，激赏。《离骚》《天问》是那么地鼓舞人心，催人奋进。也不仅仅是皇皇巨著《史记》，就是短篇如《报任安书》，都反映出太史公倔强而坚韧的思想性格。李白生性豪迈洒脱，他的作品也就热情奔放。杜甫为人深沉细致，他的作品也就沉郁顿挫。韩愈一片赤诚，他在担当宣慰使时，孤身前往割据的军阀王庭凑的势力范围，在刀山剑林中，面对强悍而又狡狯的对手，慷慨陈词，终使对方折服，化解了一场危机。更可贵的是，韩愈出使前，皇帝跟他说，你到敌境前，先估计一下形势，勿遽入；韩愈说：“止，君之仁；死，臣之义。”他义无反顾，直入作乱的军阀王庭凑营地，陈述厉害，劝说他们归顺朝廷。事情的发展竟也奇迹般地如韩愈所愿。经过一番义正词严的说理，终于化危机为和平，使原本凶神恶煞般的将士心平气和。韩愈那一番严厉而又晓之以厉害的说辞，堂堂正正，俨然一篇好文章。这样的好文章，自然出于韩愈这样的优秀人物之手！当然，做人与作文不一致者，中外文化史上也屡见不鲜。比如大魔头希特勒也曾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我的奋斗》，其文采也为很多读者熟知。他的帮凶戈培尔担任纳粹的宣传部长，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可是他们本质上是反人类的恶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这是世相与文化复杂的一面。还有一种情况是超越了文品与人品的“一致”或“不一致”，即一些奇人做人与作文所体现的：“做人要正直，作文要放荡。”这里的“放荡”，其实是一种创新。他们笔下的文章既出人意料，又入人意中，且完全符合“文似看山不喜平”的境界。这种境界可谓做人与作文的妙境。如能达到这样的妙境，可谓做人与作文的奇迹。这样的人才可谓“奇才”，这样的文章堪称“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