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对比雷竞技raybet手机网页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和日本在教育上差异性很大，日本在二战后能够迅速崛起，与他们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对比两国儿童教育观，既能进一步了解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也能在研究中给中国的儿童教育提供指导性的建议。笔者将从中日家庭教育观念以及学校教育方式两方面来进行论述中日教育文化的差异。以此分析中日教育模式下所教育成果的差异。一、中日家庭教育观念的差异1.价值取向每个中国家庭中的孩子都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中国人口多而资源相对有限的社会，只有不断完善自我才可以有一日得以出人头地。因此，中国众多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态以及令孩子通过快人一步的超前学习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从而出现了每到周末各大补习班都人满为患。院子中越发见不到孩子们的身影，窗台的台灯亮至深夜也越来越平常。日本家庭教育理念中更注重于礼仪和素质教育，父母更关心孩子在学校中是否开心，是否能够融入学校的环境。相比于地位、金钱，团队意识在日本人的心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因此，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更多的投入在如何融入班级，融入小团队。他们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个人在团队中的表现。因此，中国的“个人本位”教育理念与日本的“他人本位”观念的差异导致中日教育方式的不同，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目前仍处在发展中，人口基数大而就业岗位相对较少导致竞争相对激烈。并且教育水平的落后导致中国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稀少，也迫使如今许多中国家长不得不以抹杀儿童童年玩耍的权利而进行高压的精英教育。日本相较于中国教育水平非常发达且平均，小学中学不存在重点之分，师资力量的平均化也使得学生能更好的拥有相同的教育资源，从而减少其竞争压力。因此，不同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教育思想，所以导致了孩子整体发展中的不同表现。2.教育方式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方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讲究以家庭为基础，因此在教育模式上以家庭为主。但是中国家庭教育更多提及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却忽视了孩子相关品性的教育，过度放纵、宠溺孩子使得如今高分低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反观日本，日本家庭更侧重于教育孩子意志磨练方面，从小就被教导要服从、忍耐、自省。日本幼儿园的传统之一便是冬日裸跑，以此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及身体。中国家长则更多的对此现象表示无法接受，中国以防止为主，预防感冒、害怕冻伤因此对孩童的保护做的无微不至，却让其失去了抵御寒风的能力；日本以适应为主，无论是天气还是社会环境，都强调适应大环境，适应社会，以此完善自我。在教育方式中，日本的教育方式显然更加适合增加孩子们身体抵抗力以及离开家庭后适应新环境的能力。3. 教育观念在中国，家长更习惯于使用：“乖、听话、有爱、有礼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等，这些词汇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家中要听父母的话，对待长辈要有礼貌，但是如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却在很多家庭中很少见到，过度的溺爱以及传统礼教的实施不力导致中国的孩子对于自己独立性人格以及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有所欠缺。在日本，“不妨碍他人”是为人处事的主旋律，这使得在日本社会中个体更具有责任感，自己份内的工作必须自己完成，不会给他人添麻烦。但是相应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日本老人无人赡养以及年轻人不堪重负而轻生的现象无减反增。这种“不妨碍他人”的思想也体现在不妨碍子女的生活，子女不用照顾老人，因此老人晚年的生活幸福保障力度不足。因此，教育观念的不同是不同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互相取长补短，方能有所改善。二、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1.评价体系在中国，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主要由其学业成绩的高低来评判。只要小孩子学的好，不管干什么都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这也导致了在一些中小学校中，分数高的同学可以肆意歧视分低的同学而不受到他人的指点的现象，也导致了新年过节倘若成绩不理想便无法面对亲朋好友的自卑感。在这个过程中，会使一些学生的心态开始扭曲，渐渐打下“只要成绩好就可以获得圆满的人生” 的人生观。然而在日本，学校评判一个学生的好坏更多的是看其对于集体的融入程度以及通识教育。他们在幼儿园阶段没有课本，只有绘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英语等课程，因此日本的小孩子在幼儿园中没有那么多的压力，更多的能令他们真正的玩起来，通过玩耍教会他们融入集体，学会微笑，学会说谢谢。不同的评价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不同的。中国填鸭式教育培养了非常多的高技术人才，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拥有着不凡的学术能力，但是他们的社交能力以及为人处事能力相比于日本青年则逊色许多，这也导致了许多高校中存在着只会自己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与他人合作的现实，制约着中国科技水平的提升。日本教育的评价方式使得其学生拥有更好的为人处事的能力，但是专业性却不如中国人。他们依赖于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人，因此在集体的努力下，往往面对诸多困难时拥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更有利的推动社会的发展。2.教育实用性许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在学校中学了很多知识，如今步入社会后能用上的知识寥寥无几。以军训为例，中国 儿童接受的都是最简单的站军姿、队形之类的训练， 整个军训的时间也不长。而日本儿童的军训方式却不一样，不光没有家长的全程陪同，而且在军训内容上也和部队正规军训一样。比如日本儿童模拟战争时人员受伤的抢救场面，两个儿童全身军装用担架抬着伤员，一个女孩子模仿医务人员进行抢救治疗，而且是在雪天进行。可以看出日本儿童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更注重实用性，并非像中国一样注重形式。他们在校期间每 一项活动及课程的设置都有明确的目的，都能对儿童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更早对于相关能力的培养与投入也使得日本人在步入社会后更加适应。

1、中日家庭教育方面的差异

一直觉得教育不是只管学习，家庭教育也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在中国，很多家庭都是唯分数论，在教育中学习成绩的比例占据至高，就忽视了家庭里面的教育。

举个例子，很多时候吃饭的时候，家长问孩子是“今天学得怎么样？老师上课有没有听懂？”还是“今天和同学们相处得怎么样？”很平常的事情，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关注到。平时上课老师讲知识，在学习课堂上我们很难学会人际交往的相处，所以家庭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像我小时候是留守儿童，没有大人去普及教育知识。

在日本的教育中，日本的母亲重视学前孩子的道德修养，在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中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与他人交往、与周围世界交往的能力。另外，日本社区范围的全职太太会定期组织“母亲读书会”等交流活动，共同商讨“养子之道”[1] 。在日本有很多家庭都是全职太太，所以孩子受到家庭教育很充足。

所以中国在家庭教育方面与日本相比，虽然都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日本人在家庭教育方面值得学习。

三、中日学校教育方面的差异

学校教育，就是在学校接受到的教育。先说学校教育经历，从小接受的文化教育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九年义务教育中，除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要科目，每周还会涉及到音乐、体育、美术、科学课等，这样的好处就是让孩子“德、智、体、美”综合发展。

但日本不同，上课在观看老师播放日本小孩子自己去准备饭菜的时候。日本的小孩子这么小就学会培养独立和生活自立能力，日本的教育和核心就是“学会生活”， 有些幼儿园似乎完全不重视孩子们的知识教育，孩子们没有课本，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完全没有数学、假名、绘画、音乐这些项目。

教育内容就是让孩子们学会“笑”，学会说“谢谢”等基本礼仪。在日本小学教育中笔头作业很少，课后作业有时候仅仅是帮父母做一件家务，对父母说一句“我爱你”等。

中国学校教育更加侧重于知识的学习，日本的文化教育更注重实用性。相比较来说，中国学校教育可以为国家输出大量的人才，但是由于从小就是在知识中学习，缺乏在实践中体验，导致缺乏创新意识。或许过去19年里，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日本以19：1远远超过中国的其中一个原因。

四、中日大学教育方面的差异

从选课制度来看：基本上一学期的时间，大部门都是在修自己的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基本就是根据高考结束选择的。

而在日本，自己选择想要上课的课程，还有一段时间的试听期，这样自己有充分的选择空间，但是如果是对于那些毫无目的或者想要混分的话，这样的选课可能意义不会太大。

从考核制度来看：平时的话，日本的教育更偏重素质教育，老师留作业主要是要求学生提交报告(小论文)，以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写论文的能力，而中国则是仍然偏重于期中，期末等应试考试，但是也会算上平时分数作为考核内容之一。

从毕业后选择来看：日本有一种疏远高学历的倾向，因为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大多是“企业人”，而不是高学历的硕士博士，所以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选择就业，而进修大学院的人则是少数， 在中国，本科生读研读博比较多，特别是近几年来考研的趋势上升。

以上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百度百科—日本现行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