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小说创作论论文答辩自述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西方小说大量引入，包括凌叔华在内的“五四”作家从小说的形式层面对西方现代小说进行积极摹仿。燕京大学外文系的教育背景、与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交往，使凌叔华的小说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现代作家、尤其是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影响。积极追求艺术技巧革新的她，甚至被徐志摩冠之以“中国的曼殊斐尔”的美称。正如陈平原所说，“五四”作家中真正掌握纯客观叙事技巧的，大概只有鲁迅和凌叔华，前者受契诃夫的影响较大，而后者则直接师承曼殊斐尔。[5]这无不是对凌叔华精湛的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极大肯定。

据说陈西滢第一次被约到凌家见面时，曾在干面胡同转晕了头也没找到门。此前凌叔华向《晨报》投稿，而陈西滢恰好任副刊编辑，凌便主动约他来家中喝茶。陈源带着好奇心前往。结果经过前院、二院、三院、后院，东厢房、西厢房，院套院，屋连屋，先是门房带路，然后老妈子迎接，绕来绕去，像打通关似的，一关跨一关，直到丫环的盈盈笑脸出现，才确定凌叔华的闺房近了。 1922年，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这时候的他才二十六岁。陈西滢，生于1896年，原名陈源，字通伯，江苏无锡人，1912年到英国读中学，后入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学识得到了罗素等人夸赞，深受这种影响，所以他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写的非常好，梁实秋就说他笔下如行云流水，意态从容。 应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主任。他写过一本《西滢闲话》，主要是文学评论居多。 多年的留学经历，陈西滢习惯了英国文化的理智和有序，也使得他对当时中国的一切，带有几分偏见，在文坛一直走毒舌路线。 他曾与鲁迅持续笔战，笔触犀利、辛辣，极尽尖酸刻薄之势。 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无论从结局上还是道义上，他都是一个失败者，“失败得让人难以同情”，而失败的结果，是他至今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的一名“反派”角色。 陈西滢性格缺点明显，苏雪林说他“ 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虐的，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 ，为收敛锋芒，只好沉默。 凌叔华曾说：“ 以前与他（指陈西滢）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虽然陈西滢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却不怎么样，虽不至和司马相如一般口吃，但说话时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蹦出一句来。 母亲逝去，他方寸全乱，哭得像个小孩，旁人简直没法劝慰。苏雪林感慨：“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 凌叔华在婚前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这原只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种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励，在艺术道路上扶了根拐杖，虽然要跌交也躲不了，不过心境少些恐惧而已。 ” 凌叔华也被陈西滢的 " 光环 " 深深吸引，很明白地表达出自己对这桩婚事的期望与满意之情。 1926年，陈西滢和凌叔华在史家胡同24号院大婚，这座28间房的后花园作为陪嫁成为凌叔华真正的家，北大教授和女小说家的喜结连理，在当时也是一段佳话。 胡适在婚礼上对他们的证婚誓词是：“中国夫 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直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徐女士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然而，这却并不是一段幸福的婚姻。徐志摩最早看出二人情感有裂痕，他给胡适写信说：“ 叔华、通伯（陈源字通伯）已回京， 叔华病了已好，但瘦极。通伯仍是一副‘灰郁郁’的样子，很多朋友觉得好奇，这对夫妻究竟快活不，他们在表情上（外人见得到的至少）太近古人了！” 此时凌叔华刚结婚两个月。 鲁迅在《新的蔷薇》中曾讽刺说： 陈西滢教授找到了“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因战争形势的发展，武汉大学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也搬至“后方”。这期间，凌叔华以一个知识女性的良知与热忱关心着抗战，同时也留心观察与体验着后方民众的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抗战期间，凌叔华写出了她的第一部、也是一生中创作的唯一的中篇小说《中国儿女》，以表达她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义愤和对祖国家园的热爱之情。 1946年，陈西滢受国民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凌叔华随后便带着女儿陈小滢到伦敦与陈西滢团聚，从此定居欧洲。在欧洲的时间里，她的作品和绘画收到西方学者的力捧和喜爱，她研究印象派绘画多年，她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建立起文化的旗帜。 1949年在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当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遇到麻烦的时候，是凌叔华夫妇在深夜从伦敦打电话，通知他紧急情况，要他赶快离开博恩默思的海边旅馆，仅这一点，就足见凌叔华夫妇的正义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她在海外努力推荐巴金、茅盾竞选诺贝尔文学奖。1953年，凌叔华以英文创作了长篇小说《古韵》，这部以她童年为回忆起点，描写“高门巨族”里的真实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在英国一出版，便成为了畅销书，而她也一跃成为首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对此，凌叔华并不自豪，反倒感到悲哀。因为英国人是因好奇妻妾成群的东方式家庭而肯定她的作品。 凌叔华的小说总体上是忠实“爱与美的精神寄托”的。她很少刻画血与泪的人生，很少书写峻急愤恨的感情，既没有勾魂摄魄的悲剧，也没有冠缨俱绝的狂笑、悲不欲生的感伤，感情总是优雅贞淑。她以女性的柔情、幼儿的稚气，使之纯化、淡化、软化。其笔触所及未尝没有尘世的阴影，可心绪却依然是在对善意之光的捕捉，并最终指向一种安宁的美。 史家胡同那座大院里20多年的生活，似乎对凌叔华的一生影响至深，无论是写作，还是婚姻，幸与不幸，很难评说。多年后，女儿陈小滢写道： 我看母亲留下的那些文字，她的家庭，她的互相争斗的姨娘们，还有那么多孩子彼此间的竞争，我在试着了解她，却感到越来越悲哀。 1968年，叔华的女儿小滢，从朱利安的书信集中，得知往事。一次和父亲去郊外，女儿问父亲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为何仍然在一起？他说：“当时女性离婚是不光彩的。”再问他，他说：‘你母亲很有才华’，然后就不说下去了。” 女儿说：“ 父亲其实是个很含蓄的人，他很少说什么，从不说别人的坏话。” “ 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暴露出诸多不和谐因素。母亲显然不甘心扮演那种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女性角色。‘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这句话从小到大，我不知听了多少遍。 我想她可能对自己的婚姻心生悔意，也可能觉得家庭是个累赘，认为自己如果不结婚，可能成就更大。”深究其背后的原因，陈小滢认为：“在这种复杂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母亲，防备心比较重，不相信任何人，包括我和我父亲。” 表面看，凌叔华与陈源堪称模范夫妻，但二人婚后从不在同一房间中写作，且互相“保密”。凌叔华作品未发表前从不拿给陈源“批评”，怕被泼她的冷水，陈源也如此。 陈西滢和女儿陈小滢都不得进入她的房间，可她去世后，家人却什么也找不到，显然她已提前下手处理掉了。 正如她女儿所说，“ 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 她经常“告诫”的一句话是： 女人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 母亲一生在寻求解放自己的方式，可是，最终也没有找到 。”女儿这样说。 1956年到1960年，应新加坡新创办的南洋大学之聘，担任该校中文系中国近代文学和新文学研究教授，课余时间还热心辅导文学青年进行创作。之后的几年，凌叔华先后在伦敦以及欧洲其它国家和美国等地举办了多次画展，并在英国多所大学进行了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 凌叔华在波士顿办的画展，当时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写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莫罗瓦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于"文人画"。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伦敦去世，生前陈西滢依然对故乡念念不忘，依旧有落叶归根的愿望中。 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将丈夫陈西滢骨灰安葬在他的老家江苏无锡。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 她在《爱山庐梦影》中讲：“ 不知为什么，欧洲的山，在我印象中，殊为漠漠。到底是西方异国情调，没有移植在东方人的心坎上的缘故吧！ ” 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她望着天空低语：“妈妈正等着我吃饭呢。” 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 她飘泊半生，总算死在中国。她留下遗嘱，要求和丈夫陈西滢合葬，无论如何，他们也算是相伴了一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女作家，她出身名门，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为“四大美女”。 她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崛起并成名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沉君、苏雪林齐名。 鲁迅、苏雪林、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阿英等都对她的小说有过评述,尤其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指出其小说选材的独特性：“她恰和冯沅君的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地,适而可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这一客观的评价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时至今日，她却渐渐被动地从中国文学史上淡出。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已没有她的位置，能记得她的人大概也只是因为她和林徽因因徐志摩日记而交恶的八宝箱事件，或者仅仅因她是与鲁迅打笔仗而出名的陈西滢（陈源）的太太。许多重要的文学史上也不见其名，关于她的研究更是寥寥可数。这位作家在1960年回忆自己的创作生活，认为是“格外幸运的”，她这样写道： “《酒后》是在北大教授主办的《现代评论》投稿的，登出后，鲁迅在《语丝》上特别提出来称赞，随后丁西林又把它改编为独幕剧，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杂志《改造》也选译出来。《绣枕》曾被选入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太太》曾被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王际真翻译印在他那本《中国小说选》内。《杨妈》是经过胡适悬赏而写的。《写信》与《无聊》是经过朱光潜品评的。《搬家》曾在国内选入《中学生国文选》。《死》是开明十周年纪念专刊登载的。《一件喜事》是登在大公报《文艺周刊》(1936年)的;载出以后，东京帝大的外语系即把它译成日文及俄文登载出来。近年我把它译成英文，放在我的《古歌集》(又译为《古韵》，英文名为Ancient Melodies)里，英国的《泰晤士文学专刊》在1954年撰文介绍《古歌集》还专提到这一篇。他们这文学专刊轻易不肯为文称道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其实有这么多文学大家、名家欣赏她的小说，这位作家不应该被遗忘。 她就是凌叔华。凌叔华的人生经历就象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 她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她见识了近现代文化大家的风采，她是新文学发端出现的为数不多的女作家，她还是贯穿“现代评论派”、“新月派”、“京派”这三个先后出现的文学流派的独一人。 美籍华人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价说:“ 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 凌叔华1900年3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诗书之门。 外曾祖父乃粤中著名画家;父亲凌福彭做过清末翰林,与康有为登同榜进士,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部政使。这位达官也很工于词章书画,加之凌叔华母亲也粗通文墨,爱读诗书文章,因此辜鸿铭、齐白石、陈衡恪、姚茫父这样的文化名人经常出入凌府。 凌叔华入学前即由辜鸿铭启蒙学英语、背诗词,又师从慈禧太后的宫廷画师缪素筠习画。幼年和少年时期如此的文化教育,不仅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而且影响了她日后的小说风格。 作为一个作家，凌叔华不仅写小说，还写了不少的散文﹑剧本和理论文章。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和介绍中国文化艺术的文章，对世界人民了解中国，起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一个画家，凌叔华也有相当成就。她曾在英国﹑法国﹑美国和南洋多次举行个人画展。她以画山水﹑花草为主，注重表现意境，画中充满诗情，国外专家曾给以很高的评价。由于凌叔华是以文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进入现代文坛的，所以她的小说，不仅是文如其人，而且是文如其画。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是用白描写意笔法勾勒出来的女性人物画。凌叔华的画风深受古代文人画的浸染，她的小说作风也与此颇为相似，“于诗情画意相交融中，扑散着萧然物外的情趣”。 凌叔华曾自言“生平用工夫较多的艺术是画”。朱光潜描述她的画:“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盖着的卵石中露出一丛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静谧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因而在她的小说中，文学创作和绘画艺术的相互融合和阐发，既大大增强了文本的表现力，同时也形成了其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品格。读凌叔华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批评、危亡与忧患、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常规命题往往退为其作品中朦胧的背景，在她笔端描绘的是一幅幅清淡秀逸的图画，然而撩人心弦、耐人寻味。作家似有一种刻意的追求，要将画的诗意图景与现实融为一体。 凌叔华是一个山水花卉画家,她以画笔入小说,使作品显示出幽深、娴静、温婉、清疏秀逸的风格。 徐志摩就赞许其小说散发着“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 绘画的眼光和手腕，对凌叔华小说风格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长于用线条，用疏淡的笔墨驾轻就熟地勾画人物，皆得力于她娴熟的绘画技巧。在绘画中，画家借线条以抽取、概括自然形象，融入情思意境，从而创造艺术美。线条一方面是媒介，另一方面又是艺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思想感情和线条属性与运用双方契合，凝成了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的艺术品格。凌叔华作品中那平实、疏淡，浓淡相济的色彩，那富有中国山水画的空蒙、悠远的意境，透出淡雅而迷人的韵致，往往其具有了空灵之感，并蒙上了一层朦胧永恒的色彩，增强了淡远隽永的艺术效果。她温柔含蓄的个性，娴静优雅的气质，加上中国山水画、古典诗词那幽雅静穆的意境的熏染，使她具有古代文人淡泊、宁静的情怀，在小说创作中自觉追求温婉、雅淡的美学风格。总之,她以那双善于调理丹青的巧手,调理她所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她所熟知的、平凡的，甚至有点琐屑的材料,提炼成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为现代文学作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