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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议梁启超 作者：梁启超 自序 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书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军。学校升造之，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巳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於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创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僩焉以为吾今日之，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於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於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尊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楝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圯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①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①顾处士，明末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亡不仕，故称处士。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调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霸汁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於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於沟壑，黯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甚难，治生无术，习於无耻，瞢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匄，器械窳苦，馕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猬起。一数人，一人数，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朦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静，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於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於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①作宪书，参用欧罗巴，以改大统历，则变历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汉武以来，课丁之，无有也，则变赋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汹治跸，皆雇民给值，①此人当为梁启超。所引之言，见於梁氏所著变通议-论不变之害。 三王於农隙使民，玉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矣。至於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高宗至於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戒，而瞢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齗齗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於醇贤亲王①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馀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①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①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变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先王者其意。今泥祖宗之而戾祖宗之意，是鸟得为善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鉴。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书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世世仍之，稍见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馀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於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 ①突厥，指土耳其。明时，突厥别族鄂讬曼灭东罗马而建土耳其国，故有是称。 ①汤若望（1591-1666年），日耳曼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初任钦天监监正，罗雅谷（1593-1638年），意大利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曾与汤若望等修订历。 ①醇贤亲王，即奕譞，光绪帝载湉之生父。 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於天壤也。 难者曰：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新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惟拥厚赀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民兵之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工艺会所，起於道光四年（1824年）。农学会，起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报纸免税之议，起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邮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轻减刑律，起於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汽机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1760年）。行海轮船，起於嘉庆十二年（1807年）。铁路起於道光十年（1830年）。电线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皇拿破仑倡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吏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於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②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学在四彝。秋之例，乙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於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也。[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曹，不用他郡，乡亭之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勤，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辰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狩，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赤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於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败於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於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发难者，亦 ②崇德，清太宗皇太极的年号，共八年（1636-1643年）；元年改国号为清。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贱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具有见於新之为民害也。夸昆成风，惮於兴佗，但求免过，不求有。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於上，大势相迫，非可关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於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於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quot;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 论变不知本原之害 难者曰：中国之，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之果无益於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捕宜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於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捕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今之言变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舆否所不计，能狱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素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关。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调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令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者，其蔽有二：其一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於肉食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之始，客卿之多，过於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暑，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被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木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还猷，鸟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鸟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贵以治兵，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鸟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尊，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其有成，鸟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其振厉黾勉图，鸟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层累，非奔竞末由得，非贪污无以谋食，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於公义，自非圣者，鸟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肯，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之能任事也如彼，华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使然也。立善者，中人之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巳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十为一言以蔽之曰：变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制。 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云者，以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於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鸟，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於灭亡，而转圆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鸟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鸣呼，是所望於大人君走矣！——

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依时间先後可分为两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一是1920年代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这两个阶段相隔近二十年，两者对墨学的看法有无不同？如果有的话，其基本差异为何？又受何种因素影响？本文企图对梁启超墨学的内涵与演变作一描写，来回答这些问题，再据以分析与评估他的思想。 作者认为梁启超的论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新民丛报》时期，其墨学研究的主旨是为现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个既植根於传统又符合西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至1920年代他的墨学不再具有那麼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倾向於说明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文化上应有的特质，及其传统根源。 任公的墨学研究反映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特点，第一，他强调群己并重，而个人在此关系中有根本的价值；第二，他主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价值。上述的特点显示：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宜将他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湣Ⅰg杂而不够深刻，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一、破天荒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如，着意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社会风尚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系统的优劣利弊；注重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二、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 三、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并进而论道：“一统独立之国，务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才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是中国“学界之一缺点”。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时势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也并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梁氏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地论证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光彩，表明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局限与弊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一者，他将我国上古时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着重指出：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为天帝之自言自动；而中国，“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君“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梁氏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精华——民本主义（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专集》之五○，第30页。）。他虽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扯在一起，未免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启超为增进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纳，努力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学说，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短长，其中对其所短的分析尤为切中肯綮。1.论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梁氏在这里所论及的先秦学术思想之所短，实际上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界时而奄奄无复生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透视先秦学术思想之短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它表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表及里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它已首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还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南北两大学派形成、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他后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篇学术专史正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亦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开辟了路，它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对此耿云志先生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如胡适即曾经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05～107页。）至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见，梁氏的学术论著确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目录 总序 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学校总论 论科举 论学会 论师范 论女学 论幼学 学校余论 论译书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论金银涨落 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自序 （1896年8月9日）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 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 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 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 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 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 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 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 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 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 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剙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 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瞷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 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驰，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 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 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 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 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 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 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 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卓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那么，科举如何变？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谓上策？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侗浞ㄍㄒ椤飞婕暗搅私逃?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我们从何而来，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思索的疑问。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从何而来？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易于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国”的缩写依然是中国，因此我们理所应当的会使用“中国”来自称了。

但问题是，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采用“中华”冠于民国之前呢？

其实中国的概念起源非常早，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但这里的“中国”其实是中原的意思。“宅兹中国”，就是住在中原。

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中国”，其实是起源于梁启超之笔。

01

在近代以前，我们是没有“民族”的概念的，直到1899年，梁启超才从日本引进了“民族”的概念。

两年后，也就是1901年，梁启超雷竞技电竞《中国史叙论》，在这里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在这一文中，梁启超第一次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及概念，“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由梁启超所创作的“中华民族”一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对于提升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提振民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内聚性”，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中国文人的热情创作不无关系。

那么说回正文，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是何许人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邀人写一篇贺词，辗转找到了一位当世名流，并报价20万白银。该人随即回复“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让我写可以，还请斩我首级，在下去九泉之下纵笔狂歌，但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休想让我写出一个“吾皇万岁”来。

20万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放在今天，在教育部供职，月薪起码都有个5000上下，年薪约为6万元。也就是说，这20万白银，最少相当于今日的400万。

拒绝了400万一篇的天价稿酬的这位先生，正是梁启超。

02

梁启超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子，只是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比较特殊，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这一年甲午战败，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京赶考的书生意气填膺，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此事，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则是当时的两位组织者之一，另外一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

随后这两位参与光绪帝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可惜百日之间，化为乌有。

这些经历让梁启超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不变法就会亡”。

但是要如何推动变法呢？

梁启超思来想去，发现书生百无一用，唯有一身才气，兼有一身傲骨，于是他决定用他所擅长的笔杆子来说话。随即创立《万国公报》，以此来传播理念、灌输思想。

在媒体界，梁启超的行为应该是一大创举，因此，说梁启超是当时的“新媒体”第一人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的泱泱大清，国内其实只有少数几家报纸，《万国公报》正是其中一家广受喜爱、口碑优良的报纸。

于是梁启超为自家报纸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直接拷贝，这应该是历史上新媒体行业第一次同名号蹭名气的行为。

我记得很久前各类公号就曾经流行过这一手，各种大号的高仿小号层出不穷，这种行为的开山鼻祖，正是你梁任公先生。

不过，由于梁启超他们干得太好，他们的报纸很快就出名了，没有了蹭名气的必要，随即改名为《中外纪闻》。

当时梁启超22岁，担任《中外纪闻》的主笔，在其上鼓吹变法，介绍西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就是20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新媒体写手。

大家都知道，人红是非多，《中外纪闻》名气越来越大，就吸引到了一些人的注意。

别忘了这时候大清朝可还没亡呢，哪能容忍梁启超天天叫嚣“不变法大清迟早要完”。我不知道我们大清会不会完，但我可以让你小子先玩完。

于是，《中外纪闻》很快就被迫停刊了。

03

可惜，有些人一旦醒来，你再指望他睡下去，那就很难了。

《中外纪闻》停刊后，各类报纸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干着梁启超原本在干的事情。

谁说星星之火就不能生长成燎原的野火呢？

1896年，梁启超接受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担任《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是个生意人，他要梁启超写些低俗的民间八卦，或者无独有偶的社会奇闻。

但梁启超对此嗤之以鼻，坚持要写政论文章。他的政论文，针砭时弊，笔风凌烈，字字直指时代的痛点。

可以说，他就是要做一条狗，一条声震四海，叫到天崩地裂，能叫醒四万万中国人的吞天之犬。

1896，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横空出世，霎时梁启超名动四海，风头一时无二，“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他犀利的政论直指当时的腐朽，官僚之腐败，种种诸如外行领导内行、贪恋权位、尸位素餐等行为遭到了他力透纸背的抨击。

随后，《时务报》再次停刊。这说明一个问题，笔杆子没有钱袋子好使，也没有枪杆子好用。

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创立《新民丛报》，一如既往。很快，《新民丛报》再次火热，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遵宪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1912年，民国成立，梁启超随即动身回国，创办《庸言》，此时在梁启超身上出现了一个新媒体行业的奇观，梁启超开小号，一日之间小号成头条，粉丝粘性堪称奇迹，不管梁启超跑到哪，他们都能追到哪，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到底需要什么？人们到底想看什么？是花边新闻？是娱乐八卦？还是别的更有深度的东西？

04

郭沫若说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谁能敌得过梁启超这支笔呢？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论战之中，梁启超在哪个阵营，哪个阵营就能占据上风。

他是当之无愧的新媒体界的泰山北斗。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此类反动文人犹如丧家之犬，今日在此狺狺狂吠，明日便转投他处，其行其性，令人不齿。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1），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2）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3）！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也。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4），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5）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6）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7）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8）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9）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10），初而拍案，继而抚髀（11），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12）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13）之手段，回天（14）之事功，挟山超海（15）之意气，能乎不能？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16），若何之郅治（17）；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18）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19）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20），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21）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22），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25），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26），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27），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28），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旦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玛志尼（29）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之第一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30），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31）。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32），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33），非唱几十年喏（34），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35）以上，外任监司（36）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37）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38）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界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39）之服色，中堂大人（40）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41）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42）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43）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44）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45），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46）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47）。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48）。干将发硎，有作其芒（49）。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这句话出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全文如下：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这段话出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全文如下：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在《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此文影响颇大，是一篇篇幅较长的政论文，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上，在文中将封建古老的中国与他心目中的少年中国作了鲜明的对比。

极力赞扬少年勇于改革的精神，鼓励人们肩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重任，表达了要求祖国繁荣富强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作品影响

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少年中国说》。此文一出，应者云集。“少年中国梦”不是梁公一个人的梦想，而是当时稍微有点抱负有点理想的国人共同的梦想，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而少年中国学会所秉持的理想和理念，很大程度上明显师承于梁公。

创作背景

《少年中国说》写于1900年，正在戊戌变法后，作者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当时帝国主义制造舆论，污蔑中国是“老大帝国”。为了驳斥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耻滥言，唤起人民的爱国热情，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名刊点评

《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本会通告里这样写道，“本会于七月一日开成立大会……将规约第二条原文‘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修改为‘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阅读梁启超》：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第一口呼吸，足见其于当时青年影响之大。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少年中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