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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公民参与可以充实公共管理的内容和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它是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促使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良好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硕士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硕士雷竞技raybet手机网页 范文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强化问题分析

实验研究作为较成熟的研究 方法 ，可以引入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知识创造的方法，其本身也需要结合所应用的学科特征被研究而发展。基于这两个层面的考虑，借助于本期的两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报告 ，这里对实验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概要性讨论，以图引起公共管理学者的深度关注。

一、公共管理学科应加强的实验研究

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自然、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及其应用。其中，关键和困难的环节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的解析，而这，在现代科学研究范式意义上，体现为对其因果关系及其机理的分析与验证。由于自然，尤其是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自然情形下的观察是被动的、表面的。因此，如何主动地、深度地、操控性地进行因果关系机理研究，就成为现代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论的追求目的。基于西方____宗教信仰中的理性学派传统，萌芽于文艺复兴后期，成形于近代资本主义早期，完善于科学理性昌盛的20世纪中期的实验研究方法，目前已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其影响力如此之强，以致如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实验哲学”这样的研究方式(Knobe，2012)。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进展较为滞后。有人对《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所发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估，发现该刊所发表的真正实验研究论文出现于1992年以后。1950—1992年，美国政治科学三大主流刊物《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政治学杂志》(JOP)共发表实验方法类论文58篇，但之后的1993—1997年5年间，却发表了实验 文章 28篇，占到1950—1992年所发表的实验类论文的33%。21世纪头5年，政治学实验论文更是快速发展，三大刊物所发论文47篇，这还不包括14篇问卷实验(SurveyExperiments)论文。政治科学的实验研究已从偶尔为之，发展成为被普遍接受的和有影响力的研究范式。实验研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也有不少应用(Hyde，2015)。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LinOstrom)之所以能够获得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实验方法的娴熟应用不无关联(Morton&Williams，2010)。至于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较为滞后，直到近期，才有意识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Jilke，etal.，2014)。由此可见，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是值得大力推动的、有巨大学术潜力的研究方式和领域。基于实验研究的优势，《公共行政评论》本期推出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方法为手段的专栏。之所以推出以实验研究方法为主题的专栏，旨在凸显本刊的学术意图———推进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尤其是推动具有中国学术气息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

二、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与问题

如今，实验研究方法已成为成熟的学科，全面介绍其状况、学理是本导语不能胜任的，然而，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纲挈领式的核心思想介绍又是必要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有诸多种界定，一般是指理论驱动(即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下，在典型或人为特定的条件下，采用科学仪器、设备，主动干预和控制研究对象，获取因果关系科学事实，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方式(Webster&Sell，2007)。实验法的基本逻辑是:①确定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框架;②理论操作化，包括理论命题变量指标化，因果规律的自变量、因变量操作化，指标数据化，统计方法适应性选择等;③实验操作与监控;④分析、解释实验结果，形成理论结论。这是一个从理论意图到变量操作，因果关系解释，形成理论的多阶段过程。其不同阶段的具体方法、方式(如理论构建、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等)，构成了实验研究的方法论知识体系。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发展，如今已成为包括诸多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的庞大、复杂学科体系。实验法之所以被视为科学研究的经典方式，在于其人为性、随机性(Randomization)和操控性(Manipulation)的特征。人为性指实验研究往往是通过人为设定环境或条件，构造“纯”理想的事件环境，并在此环境下观察、测量被试的行为变量;操控性指对理论的变量关系进行呈现、控制、强化等，使所研究的因果关系得以重复展现，以发现其内在因果机制;随机性则是以随机原则控制被试、条件，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保证因果变量的普遍性。正是运用这些方式的综合应用，使科学研究最为关注的因果关系可以从复杂的社会 文化 背景下被抽离出来，以操控的方式进行验证，从而对不确定世界的内在机制给出确定的解释(Palfrey，2009)。实验研究最为人所诟病的问题是外部效度问题。外部效度指科学研究中的实验结果类推到真实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母体或环境的有效性(Webster&Sell，2007)。用更通俗的话说，即人为实验条件下的研究发现推论到现实情境所产生的失效现象。对于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问题，学术界有不少争论或解释(Webster&Sell，2007)。

作者认为，应这样理解:一是，实验研究的优势是内部效度而非外部效度。应当承认，实验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研究，外部效度困境确实存在，但不能因此而对实验研究的价值完全否定。实验研究的根本特质是以操控的方式对所研究的理论问题进行因果关系呈现、验证，从而对事物的规律进行理论解释。所罗门•阿希()的从众实验情境在真实生活几乎不会发生，但恰恰是实验室的从众研究给出了如此令人震惊的从众现象(Asch，1955)。二是，实验研究的结论有特定的逻辑界限。每一种研究方法的结论在推论上均有其逻辑依据，如果说问卷调查法的结果适合分布式推论，个案研究方法的结论适合结构式推论，实验研究方法的理论发现则只适合因果关系性推论。因此，实验方法做出的结论不应是分布式推论或结构式推论。而这一点，不要说刚刚从事实验研究的学者，甚至是有 经验 的学者，也可能无意识地把因果推论逻辑转变为分布式推论逻辑，从而带来外在效度的严重误差。此外，实验研究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批评的问题，即研究结果发现往往是“不过如此”的常识验证。对此，人们可能会说:“我感觉就是如此，还需要做实验吗?”实验研究的确有这种现象，即通过细致、严格、大量的实验，证实了常识。对于这一似乎费时费力、似无必要的现象，学术的理解应这样:一是，生活常识的证实即是科学活动的一部分。人类是有智慧的动物，即使一个资质一般的人，通过对生活经验的深度 反思 ，对某一现象的分析、解释也可能是对的，但在科学的因果关系验证标准看来，这是不可靠的，对其检验乃是人类理解自身的学术任务;二是，对于生活常识的判断，学术的研究往往能够给出常识之外的新理解。如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知道，人有服从性。这是对的。但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Milgram)经典服从实验不仅证实了这个生活经验判断，还给出了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兰姆曾就被试的服从比例对其心理学家同事进行了调查，他的同事判断，只有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1%的被试会完全服从实验指令，直到使用最大伏特电力进行惩罚。但结果却是，在第一次实验中，就有65%(40人中超过27人)被试完全服从惩罚指令，直到450伏特的最大惩罚度。尽管被试在服从命令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不太舒服，甚至说想退回实验的报酬，但没有被试在到达使用300伏特电击之前拒绝服从指令(Milgram，1963)。该类实验的元分析(Meta-analysis)发现，被试愿意施加致命的伏特数的比例约在61%至66%之间(Blass，1999)。由此可见，实验研究能够对常识判断有深度的补充。

三、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应有自己的学科特征

如今，实验研究已成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甚至不少学科已形成了有自己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体系。如心理学、经济学、社会性、政治科学等。公共管理科学开展实验研究，虽然存在汲取与追赶这些学科的任务，但也要注意形成自己的实验研究特色:首先，应依据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使用实验方法。实验研究虽然涉及大量的技术甚至技巧问题，但根本看，是以理论构建为驱动的，而理论构建，不同学科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的。就公共管理而言，即使从最直接、简单的定义理解，公共管理的特征是政治—文化—社会性的。显然，这不同于个体性的心理学研究，也不同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研究。由此，简单借用心理学或经济学的实验理论或方法就可能出现底层的的不契合问题。那么，该如何以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进行理论构建?不同学者会有自己不同的选择。如果要在这里给出具体的建议，笔者的建议是，采用“问题中心，公共管理 思维方式 ”的研究策略，即从公共管理的真实社会情境中，发现研究问题，以其总体性状态和内在逻辑为基础，以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来构建理论框架。现代学科有分别和界限，但“问题”总是在“那里”，“问题”是不分学科的，故而，若简单地以某一学科或某种理论为解释框架，有可能肢解“问题”，使研究“问题”失真。但是，现代学科毕竟有自己学科立场，而学科立场突出体现在学科的思维方式上。如心理学的思维方式突出表现在以还原分析的方式研究心理活动的因素及其机制。公共管理学科的思维方式虽然有不同理解，但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检视公共管理活动与政策的恰当性，以此为内在依据，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框架”。至于具体的构建方式，因素—结构—功能的此为策略是可资借鉴的方式(景怀斌，2011)，即从公共管理的视野看，所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要素间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功能在合法性与有效性方面的表现如何?等等。进而，采用实验方法验证理论判断。其次，公共管理也应注意形成自己学科特有的实验方法。不少社会科学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实验方法。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早期心理物理学的实验研究历程分不开。而且，心理学不断汲取新的技术方法扩充实验方式，如心理学汲取了脑神经研究手段，形成了脑认知研究实验技术。类似地，公共管理能否结合自己的学科特征形成自己的实验方法?理论上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需要艰苦的学术努力才能实现。第三，同任何方法都有局限一样，实验研究有自己的适应范围。实验研究虽然需要大力推进，但它不是“包打天下”的唯一“法宝”，应根据研究任务与问题“采用”，而不是为显示“高大上”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套用”。本期的两篇实验报告是这方面的尝试。其中，《观念形态激活对公共问题决策的影响与机制》即体现了“问题中心，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的研究策略。

所谓“问题中心”，既是以中国社会出现的观念形态争论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人们为何以掌握真理的感觉有偏见地认知”社会现象的理论机理，形成了观念形态如何扭曲公共问题决策的研究议题，“公共管理思维方式”即以把此问题置于合法性与有效性检视来设计具体研究问题，而不是借用已有的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在这一思维方式下，采用3(“左”“中”“右”观念形态)×2(激活、未激活)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观念形态激活控制，验证了观念形态激活后对公共问题决策的扭曲现象，进而分析了其机制，为公共问题决策提供了若干建议。另一篇实验论文《如何有效征税:来自纳税遵从实验的启发》则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税率对人们纳税遵从以及国家税收收入的影响。实验分析，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法定税率越高，纳税人逃税越多，但纳税额却越高的结论。作者针对A-S模型或者道德—契约模型的解释局限，以“前景理论”来解释这一发现，将纳税决策过程看成纳税者受到“逃税利益”和“心理机制”双重影响的结果，纳税人会以“法定税负”为其决策参考点，逃税可以带来额外心理收益，纳税人又对这部分收益表现出敏感递减的趋势。这就说明其为何在较高税率时，即便逃税更多、自愿纳税却也更多，从而为如何有效征税提供了实验理论依据。总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已成趋势，需要跟进，但公共管理又如何在此趋势中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征，更是学科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面临着引进与创新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公共管理硕士雷竞技raybet手机网页范文二：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分析

1文化与公共管理的关系

在内容方面，文化必然会给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作用，比如针对社会成员建立行动规范，将其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或是方向上，构建社会文化环境等，也就是说它让公共管理系统的思维和动作能够和文化环境匹配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状态，否则就会失衡。拿行政活动来说，这种活动的最终效果，大大受到行政人员综合能力的影响，比如其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做事态度等。也就是说，在公共管理活动这一领域，文化环境和行政系统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管理主体方面，而且还会对其客体产生作用。考虑到管理主体的一切活动都处于文化环境下，所以，要确保主体所进行的公共管理工作在质量和效率方面有所保障，必须确保主体本身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也就是说要让主体和文化彼此间能够变换，让文化催生主体的改变。文化对客体所产生的作用力是通过社会传递给客体的。在社会环境下，文化倾向是决定物质转换关系的原因之一。在社会中占据主流优势的文化，会让其他文化朝着自身倾斜和发展。比如，市场经济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和竞争，因此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管理活动越来越提倡民主、公正、服务。由此可见，文化观念确实会对公共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形式方面，由于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多样化，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公共管理活动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文化环境对公共管理系统提出了正面的要求的话，就会让系统的思维和动作逐渐向前者靠拢，公共管理系统要实现综合绩效的全面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文化所拥有的正面价值和要求纳入进来。文化之所以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和很多因素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历史、政治、民族等。比如，国内很多政府机构和部门作为一种实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去，政府部门人员在其中兼任某些职务。又或者是政府部门合法地利用手中的公权力，获取一些经济收入，比如售卖公共服务等。这些现象都是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因此，如果要提升政府管理部门体系的效能，并使其拥有更高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必须在文化决定公共管理精神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点塑造文化环境。纵观中华民族政治变迁历史，一些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洋为中用”、“托古改制”等改革理念，其本质就是以文化环境的革新为切入点，实现行政框架的改变。另外，在进行变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文化，它们彼此之间不断冲撞，结果或是继续排斥，或是融合在一起，因此会给公共管理系统造成多样化的影响。如今，我国正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各种符合时代特征的改革 措施 得到执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新思想不断涌现，无法避免地和历史遗留下的老思想、老观念产生冲突。比如勇于创新和墨守成规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是我国文化具有多样化特征的最有力的佐证，它们揭示了文化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向民众传达了政府公共管理的特征受到文化影响的认识。文化对公共管理活动所产生的作用会一直存在，因此对文化的利用以及研究也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中断。

2创新文化对公共管理的影响

公共管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公共文化以及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

公共管理理论行政文化创新的核心是市场理念与公共理念的融合：

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可知，从本质上看，市场文化和公共文化融合即为对政府公共管理效率的要求，这是政府公共管理市场效率理念的重要基础。在以往的公共行政观念中，政府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公平、公正方面，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为追求，忽视了自身所制定的政策在市场的执行效率，忽视了资金的市场价值。公共管理理论没有否定公平、公正、预算的作用，而是将部分政府注意力转移到资金市场效率方面，也就是在满足公众对公共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前提下，将成本控制在最低水平。所以，在进行公共管理革新时，政府会将更多的关注倾向于服务质量方面。

公共管理理论的行政价值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对公共行政内部所包含的关系进行审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构建和更新自身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人民等多种关系认识的过程，这是对以往公共行政理论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进一步延伸。公共管理认为，公共行政应该追求公共价值以及市场价值，而且努力将两种价值归于一个方向上。公共管理理论是由“公共理论”和“管理理论”所构成的。前者突出显示公共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公共性，认为公共行政的需要承担起对政治和公民的责任。后者的理论来源于现代经济学以及 企业管理 理论，它将企业这种经济主体的管理经验应用到公共部门中来。过去的行政学理论，往往都是在“公共”和“管理”二者中择其一，这种问题在公共管理理论中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把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行政学中来，有效地将“公共”和“管理”同时纳入到行政学范畴内。公共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即为提升行政民主政治责任意识，它以议会和行政、政党和行政等多种关系为切入点，全面研究在既定的政治背景下，行政所表现出的适应性以及敏感性。以往的行政管理在寻找将行政和政治分隔开来的方法，该怎么样确保行政不受政治的影响;而公共管理理论却提倡让行政去主动适应政治，同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公共管理理论十分重视政府外部的正式生态环境因素，对公共管理产生的复杂的作用。“公共理论”从管理人员面对的公共生态环境入手，强调公共管理者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对环境的敏感性，特别是当政治中混有多元民主时，公共管理人员必须能够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并据此调整策略方向。“公共理论”一直在尝试寻找一条实现行政官僚体系和民主共存的途径。对于欧美国家所实施的民主体制而言，文官的选拔并没有采取选举制或任命制，不过他们被法律赋予了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他们执行社会价值分配的必备基础。在实践中权力的度是很难把握的，这一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存在很多矛盾的地方，他们希望政府在社会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的同时，又希望政府将重点精力放在革除弊病方面。因此才会构建很多程序来对政府进行约束。在民主政治体制背景下，官僚行政组织对民主的控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种，赋予立法机构对行政部门的监控权;第二种为政务领导，也就是构建政务官和常任文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公共管理的行政组织文化创新：

利用公共管理理论作为行政组织体制改革的指导，具体措施为将决策权和执行权赋予不同的机关。成立在人事和财务方面能够自我管理的行政执行局，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行政执行管理。执行机构体制或执行局制作为一种行政执行体制，其主要的特征在于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分权而治，具体来说，将位于现行科层制中的中下层组织单独抽离出来，让其实现独立经营，并将编制、人事、财务等权限赋予掌控经营大权的经理。也就是说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从上下级变成了合同关系。行政执行局的成立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其主要职能在于执行政府政策以及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技术、专业、监管等方面表现出自身的特性，业务之间的关联更小，不再具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性质和属性，但必须接受政府部门的管理。执行机构不能制定政策。执行机构的正式成立，说明政府组织机构已经转向执行机构包裹核心政策司的形式，其中核心政策司的主要作用是制定政策，执行结构的职责为确保政策能够落实，并提供服务，这和以往作为下级单位直接听命于上级部门和领导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行政角度来看，执行机构和政策核心司不是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对前者的领导是通过合同实现的。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离开来的思想，实际上是公共管理中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融合在一起后产生的。在进行这种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组织内部就的行政组织文化也会慢慢发生改变，主要特征在于让行政组织更加重视绩效、服务质量以及商业价值。绩效指的是在承担行政责任的前提下，行政管理必须追求更高的绩效，通过各种措施的实施，比如合同管理、组织结构简化等，促进行政组织理性和灵活性的全面提升，最终实现组织效率的大幅提高;服务指的是行政组织要转变对公民的看法，将公民当做顾客一样为其提供服务。只有服务质量得到了提高，公民满意度才会相应地提高;商业指的是要将公共服务当做一种商品，然后再推向市场。让更多的政府部门甚至是私人部门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实现市场竞争目的。

公共管理的行政治理观念创新：

公共管理使得公共文化和市场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并将二者引入到行政改革建设领域，在政府内外部展开改革。内部改革即为执行局的成立和实施，外部改革即为号召公民参与进来，充分利用公民和社会的作用。后者体现了公共管理对行政治理的颠覆性认识。在公共管理领域，有两种思想是极力推崇这一点的，即“重塑政府理论”以及“治理与善治理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理论就是“重塑政府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改革的主导者必须拥有企业家的精神，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具体来说：首先，在改革过程中对政府进行重新定位，政府不应该成为改革的执行方，而是应该把握改革方向。通过购买的方式，将改革执行任务交由其他组织，实际上这一过程就是公共服务产生和提供的过程。其次，对于改革中的资源来说，政府要做的事即为穿针引线，充分调动各种稀缺资源，完成改革。政府利用民主程序，为社会需要指定目标。同时，发挥私人部门的优势，不断进行商品和劳务的制造，引入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加全面的公共服务。这里提到的非政府组织指的是第三部门，即志愿或非营利性组织(不包括以往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这些组织的所有者或控制者往往都是个人，它们能够提供能够满足公众需求的服务或产品，但目的不在于赚取经济利润。最后，政府服务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传统形式，比如制定并实施的法律法规、税费收缴、发放经济补助等;创新形式，比如和民间组织构建合作关系等;先锋派形式：成立基金、市场重构、号召志愿者为公众利益服务等。公共管理理论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多具体的理论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开始崭露头角。在该理论框架下，公共事务管理的措施有：合作、协商、整合目标等。从本质上看就是构建符合市场规律、满足公众利益的合作关系。它所构建的管理机制用合作网路的权威取代了政府的权威。该理论所倡导的观点为：第一，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公共和民间机构也扮演着公共管理主体的角色。它否定了国家权力中心即为政府的观点，如果公共和民间机构对合法权力的应用受到民众的肯定，那么它们也会因此成为权力中心，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所属层面的差异。第二，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开始和公民、社会共同承担责任，这就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彼此间权力和责任慢慢混为一谈。第三，对于集体行为而言，其所包含的所有社会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为了促进彼此目标的实现，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都会进行资源的交换，并通过交流寻找目标的共性，这样所有的参与者就会和政府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帮助政府处理一部分行政事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四，善治模式实际上是非常理想的。善治指的是在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促进公共利益的提升。从本质上看就是由政府和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共同管理。为了能够让公民肯定公共管理活动质量和成果，管理机构和活动必须尽最大努力解决公民和政府、公民内部的利益矛盾。要达到善治这一目标，政府和公民都必须进行奋斗并且开展合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和政府构成公共权威并共同构建和维护公共秩序。

我觉得下面这篇文章很适合你的论文风格，希望对你的论文写作有所借鉴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新环境[论文摘要]中国NGOs发展的环境在1978年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宏观环境看，中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由国家垄断资源和严格控制私人活动空间的格局，重构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为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中国加入WTO 和全球化的趋势对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又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微观环境看，一方面，社会转型时期形成了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中间层，而公民闲暇时间、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也使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成为可能。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当然，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为了动员一切资源，实现军事、工业赶超目标的国防优先和重工业优先的战略，并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实现，对社会生活实行了全面干预与控制。因此，一些学者将1949～1978年的中国称为总体性社会（total society ，孙立平，1994）。它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权，而个人要想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就必须，也只能通过国家的制度性安排，即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1]来获取。这种与计划体制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制度使得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具有明显的“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特征，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所谓的纯民间组织几乎没有任何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环境。 1978年以后，中国相继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机构的精简与职能的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使得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深刻的变化和调整，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面临新的分化和合理定位。在这种新的环境背景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又成为中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目标的助推器。 ● 宏观环境的变化及其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影响 1.经济体制改革及其影响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978年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改革首先在经济领域进行，并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取消人民公社建制。改革使得农村中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原计划体制时期，农民没有自由支配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民只能依附人民公社获得生产和生活资源。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通过承包拥有了对土地的使用权，农户成为农村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 第二，改革前，农民必须按时出工，没有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而改革后，农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作息时间，并选择干什么； 第三，原有的人民公社集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于一身，国家通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渗透到农民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改革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政社分设[2]。同时，在相当于原生产大队的范围内设村，成立了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可见，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国家渗透到农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农村根本没有非政府组织生存的空间；而在改革后，农村开始具备了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和国家对社会干预的减少。 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确立了农户生产主体的地位，从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由于农户实际上处于分散状态，从事孤立、封闭的个体生产，生产技术落后、信息闭塞，因此，独立经营的农户对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极为迫切。可是，原有的政府农业技术服务部门由于物力、人力匮乏，面对分散的众多农户往往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村出现了第一批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自下而上的技术服务型NGOs.例如，1980年四川省郫县成立的养蜂协会、1980年广东省恩平县牛江镇成立的杂优稻研究会。而后，这种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形式得到了政府的肯定。80年代中后期以后，在政府和中国科协的扶持和推动下，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迅速发展，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包括技术研究会）大约有9万多个。当然，此时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绝大多数已是GONGO.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分散经营的状况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同样也需要建立农民自己的NGOs，通过联合购买农用生产资料、联合销售、协调农民的生产性活动、代表农民与有关部门和企业交涉，维护农民的利益。在这种需求和农村新的环境下，农村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NGO.例如，为成员专业生产提供购销、加工、储运服务的专业协会。据农业部统计，到1996年底，农民专业协会（包括专业技术协会）已发展到150万左右。 可以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农村NGO 的发展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农村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自下而上的NGO.只是由于这些NGO 远离信息传播的中心，也缺乏交流的手段，更不是当时媒体关注的重点，因此，这些农村的纯民间组织远不如90年代城市产生的纯民间组织（例如，“自然之友”、“农家女百事通”）那样引人注目。它们有的甚至早已自生自灭、无声无息，但是，无可辩驳的是，农村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具备NGO 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地方，也是最早出现纯民间组织的地方。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从1984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NGO 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单位制的冲击。 改革开放前，中国完全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城市的劳动力人口除了在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外，只能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个人只有通过各自所在的“单位”才能获得生产与生活资源。而单位组织所占有的资源和各种可供自己支配的机会和利益又来自于国家，也就是说，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可见，在改革开放前的单位体制下，私人没有自由支配的资源与活动空间。而改革开放后，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和港、澳、台及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1978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1993年达到％，1996年已高达24％。与此同时，城市非单位从业人员（个体和私企从业人员）数量激增，到1998年已接近单位制从业人员（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一半左右。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使得单位已不再是城市唯一的组织形式，城市劳动力人口可以在不依赖单位的情况下，获得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即出现了多元化利益主体。 总的来说，在传统计划体制时期，城市中的个人依附于单位组织，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而国家也有赖于单位组织控制和整合社会。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后，单位制度逐渐弱化，城市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重构。一方面，游离于单位制度之外的个体户、私营企业需要一种新的沟通方式联结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市场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护市场秩序，而政府也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方式来沟通政府和分散的个人，减少社会管理的成本。在这种背景与需求下，从1984年开始，中国城市的NGO 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浙江萧山市的一项调查表明：“1984年起社团发展进入高峰，到1987年四年间共成立新社团44个，比前5年的15个大大增加。它开始突破科技领域，向经济、文艺和体育方面发展”（王颍等，1993）。可见，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制度的弱化为中国城市NGO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与良好的环境。 2.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 行政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以深入的重要保证。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容很多，而对非政府组织发展有重要影响的莫过于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在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下，中国政府长期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它突出表现为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大包大揽：在经济领域，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承担着配置社会资源的职责，各种生产任务都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进行控制；在社会领域，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抑制社会组织的发育成长；在文化领域也是由国家出资兴办各种文化事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改革也稳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管理手段进行变革，转变政府的职能。具体包括：第一，政府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第二，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第三，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第四，由以“管”为主转向以服务监督为主；第五，由机关办社会转向机关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 由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的职能，转变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权力下放、政企分开。因此，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如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再次调整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事实上，1993年政府进行机构改革的影响之一，就是直接导致了中国社会团体的又一次快速增长。“1993年到1995年，由于受当时宏观环境过热气氛的影响，社会团体发展又出现了膨胀。在这个时期，全国每年大约新增社会团体3万个。到1995年底，全国各类社会团体已达20万个[3]”（吴忠泽，1999） 虽然政府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的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权力的下放、政企分开的实施进一步改变了“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可能会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中国“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形象，甚至可能是一种质的飞跃。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的事业单位包括了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众多的部门，这些事业单位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都是现有的社会团体所难以企及的。如果这些事业单位一部分非营利化，一部分企业化，那么，至少在表面上将大大增强中国非营利机构的能力。 3.社会改革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依靠单位制度、户籍制度和身份制度，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实行严格的管制和控制。“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的资源，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也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任何潜在的控制稀缺资源的竞争对手，也是利用政治或行政的力量加以摧毁”（孙立平，1994）。从而没有为NGO 的生存和发展留下真正的空间。1978年以后，一方面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社会中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并由此产生了一些自下而上的纯民间组织和GONGO ；另一方面，虽然政府机构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还是导致了“政企分开”，但客观上也产生和发展了大量沟通政府和市场的中介性组织，进一步培育了社会组织的力量。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社会改革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主要标志是“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虽然以往的社会改革更多地是停留在口号阶段[4]，但至少已明确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即“政社分开”，将原本应由社会承担的职责还给社会，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5]. 而近年来民政部门推行的“社区建设”、“社会福利社会化”、“村民自治”[6]则使得中国的社会改革有了新的突破和实质性的进展。这意味着中国NGO 的发展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和更为广泛的基础。以下的例子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一位民政部的领导在公开讲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中介组织是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群众欢迎、有利于促进社区建设深入开展的社会中介组织，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民主部法规办公室，2000）。另一个例子则是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它为民间组织YMCA提供土地和房屋，并委托YMCA为当地提供社区服务。这开创了中国大陆“官办民营”的先河，其对于中国NGO 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4.法制环境 法制环境是影响NGO 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环境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NGO 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法制环境的变化[7].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管理已有的NGO ，国家于1950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民间组织立法工作一度中断。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民间组织立法工作才有了实质性进展。1988年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1989年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 到九十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1989年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已不合时宜，因此重新进行了修正，并于1998年9月颁布了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与此同时，还颁布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年）、《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另外，民政部还有社会团体管理规章50余个，而地方民间组织管理法规的数量更多。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和法制环境。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89年公布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对社会团体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和重新登记。1992年底经确认登记的社会团体数量比1989年初大约减少4万多个；1998年颁布实施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后，民政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团体清理整顿工作，查处了一批社会团体违法违纪案件，合并了一批宗旨、业务范围相同相似的社会团体，取缔了一批非法社会团体。到1998年底，全国社会团体数量由1996年前的20万个减至万个。虽然数量有所减少，但质量有所提高（吴忠泽，1999）。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最近，民政部门在修订1988年颁布实施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时，专门召集了有关基金会的负责人开会讨论修订事宜，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也请他们提出修订的方案。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有关民间组织的法规还不完善、还存在不少问题，立法工作滞后于民间组织的发展。例如，立法层次不高，至今未有一部法律；条例的内容侧重于登记程序，在税收、财务管理、员工社会保障方面尚未有突破等等（李勇，1999）。但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民间组织发展的法制环境已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在1998年成立民间组织管理局以后，加快了民间组织立法工作的步伐。 5.全球化及其影响 “全球化”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间的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逐渐普及和推广，并成为全球通行的标准。随着中国加入WTO 的临近，全球化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势必加深，对中国NGOs发展的环境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中国加入WTO 后，原先由政府进行的招商引资活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管理可能被视为非市场化行政干预，不利于自由竞争。因此，需要发展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商会、行业协会来接替以往政府的某些职能； 其次，加入WTO 以后，中国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否则在合作与交流中会存在诸多不便。例如，国外通常是通过商会、协会进行行业管理，甚至有国际性的行业联合会来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并通过商会、协会来维护成员的利益。中国加入WTO 以后，一方面，以政府的形式同国外的商会或协会打交道，显然并不方便，需要有相应的组织形式与国际接轨，即成立中国相应的商会或协会；另一方面，发展国内的商会、协会有助于国内行业的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国内企业的整体利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第三，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增多，国人对非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的认识也会相应提高，国外通过NGOs对中国的援助也会增多，这也有利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四，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短期内，全球化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贫富差距的扩大、局部地区或某些行业失业人口的剧增、某些地方艾滋病的流行、环境的恶化等等。随着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和财力的不足，政府需要发挥NGOs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尤其是NGOs在知识传播、技术扩散、提供就业机会、缓解贫困、增进社会融合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全球化的趋势不仅会刺激中国NGOs数量的增多，而且也会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增进NGOs的自治性、自律性，特别是经贸领域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微观环境的变化 1978年以来，中国相继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从宏观环境看，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已不存在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严格限制。 与此同时，中国非政府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微观环境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对非政府组织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中间层的形成、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以及西部开发。 1.社会对NGOs的需求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与此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人们在寻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发现政府与市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因此，需要有一种组织的创新，而NGOs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满足这些社会需求时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改革开放后，随着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形成，单位制度的不断弱化，社会出现了游离于传统单位组织之外的多元化利益主体：单个的农户、个体户、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等等。由于这些新的利益主体往往处于分散经营的状况，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需要有新的组织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例如，单个生产的农户需要有统一购销、加工、储运服务的专业协会，个体户需要有规范市场行为、维护自身利益的联合会或协会等等；另一方面，在大量游离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利益主体出现之后，政府也需要有一个中介性组织来沟通政府与它们之间的联系，这不仅有利于减少政府搜集信息的成本，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也有利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劳动生产的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也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出现了许多新的弱势群体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贫困人口问题、流动人口及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和儿童问题、失业人口的增多和城市贫困阶层的形成、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问题、吸毒问题、拐卖妇女与儿童问题、老年人问题等等。完全通过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完全通过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不现实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政府财政汲取能力逐年下降，以致于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需要有组织的创新，来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而国际经验表明，非政府组织在满足弱势群体的社会需求、解决一些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NGOs具有创新性、灵活性的优势；具有与基层联系密切、了解基层实际情况的优势；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等等。这些优势使非政府组织在满足弱势群体的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政府与市场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也寄希望于非政府组织在消除贫困、解决就业、增进社会融合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WTO 的临近，中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因此，在很多领域需要与国际接轨。这也使得中国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任务格外迫切，尤其是培育和发展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自治性、自律性的行业协会、商会。 2.社会中间层的形成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速度高达9％，人均国民收入翻了两番。在这种背景下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指导方针下，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形成了社会中间层。截止到1999年6月，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达到281万人，注册资本达到8177亿元；个体户近2000万；另外，还涌现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新富阶层。例如：IT产业的新贵、外资企业的中方管理人员、富裕起来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文体工作者。 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形成，不仅为NGOs提供了新的筹资渠道、储备了志愿者资源，而且也为产生新一代NGOs的领导者提供了基础。 3.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志愿者行为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垄断了绝大部分稀有资源的控制权与配置权，并包揽了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社会福利工作，因此，民间很少有参与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8].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放松了社会领域的管制和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出现，民间开始拥有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农民完全拥有了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而城市也由以往的每周6天工作制改为5天工作制，并增加了节假日时间，市民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为中国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也开始鼓励公众参与和志愿者行为，例如，1993年由国务院颁布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指出：“公众、团体和组织的参与和参与程度，将决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199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提倡社会志愿者活动和社会互助活动”；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这些都为中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和志愿者行为提供了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 第三，加强能力建设，提高NGOs解决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从国内和国际经验看，NGOs只有能更好地解决一些长期性的社会问题，满足政府、企业未能或不能满足的需求，才能获得政府和公众的认同，才能真正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NGOs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将决定NGOs未来的发展； 第四，稳定是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宜发展以问题为取向的NGOs，而不宜发展西方所谓的“压力集团”。政府对NGOs的管理也主要体现为在宏观上引导和把握NGOs的发展方向； 第五，尽快完善NGOs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当前，政府一方面希望加强民间组织的管理、维护社会稳定，而另一方面地方民政部门往往又无法可依[10].其结果是管理混乱，以致在某些领域一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控。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我国NGOs的立法进程，使NGOs的各项活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六，提高认识，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95世妇会”以后，更多的中国人开始知道了NGOs，然而，对NGOs的认识较为片面，甚至更多看到的是NGOs不好的一面，而缺乏对NGOs全面、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绝大多数民间组织是好的，它们在沟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方面，在缓解贫困、解决就业、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在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媒体在发挥对NGOs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对于NGOs的积极作用也要给予相应的报道，提高人们对NGOs全面、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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