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起龙及其史论研究论文

《优论集锦》

史通《史通》，唐刘知几撰，为中国及全球首部有系统地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於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编辑] 写作动机[编辑] 总结以往的史学史评著作之缺乏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编辑] 上拟春秋《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编辑] 不满前人的著述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 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 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 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编辑] 挑战当时制度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 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 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编辑] 史馆修史之限制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於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箫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编辑] 史通之得名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於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编辑] 史通内容与史学理论的确立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当中「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全书可分为内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编辑] 体裁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於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二是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三是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四是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五是缺乏制度，职责不明。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谷梁传。 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於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 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 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编辑] 史学理论的确立一．史之体裁六家、二体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史）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著」，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著」。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二‧极崇断代史《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他反对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於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由於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三．史之篇章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於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论赞：旧史惯例，每於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五．史书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六．史书的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七‧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八．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於君主的权威，不能直书史实。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编辑] 评价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是由於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 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於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於考订工夫，且不仅於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徵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只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 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於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 第五，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第六，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第七，开辟史评的道路。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第八，史学见解影响后世。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修《新唐书》为最多，如关於书志之见，欧阳修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编辑] 总结1．《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3．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於后学。4。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编辑] 目录史通 原序 卷一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史通 外篇 校勘记 [编辑] 参考书籍〈国史纵论〉下编，作者郑佩华、吴美英、黎惠贤。

忆昔 韦庄 昔年曾向五陵游， 子夜歌清月满楼。 银烛树前长似昼， 露桃花里不知秋。 西园公子名无忌， 南国佳人号莫愁。 今日乱离俱是梦， 夕阳唯见水东流！ 韦庄本来住在长安附近，后来移居虢州。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时，他正来京城应试，目击这座古都的兴替盛衰，抚今伤昔，写下了这首“感慨遥深，婉而多讽”的七律。“感慨遥深”指其思想感情，“婉而多讽”言其情韵风调。 此诗艺术上主要有两点特色： 一是用典使事，使诗意委婉深曲。首句“五陵”，是长安城外唐代贵族聚居之地，诗中“五陵”不单指代长安，也泛指当时贵族社会。次句的《子夜歌》是乐府古曲，歌词多写男女四时行乐之情，诗人以此讽刺豪门贵族一年四季追欢逐乐、笙歌达旦的奢靡生活。分明讽其沉湎声色，却用“月满楼”为衬景，把讽意深藏在溶溶月色中，不露声色。三句“银烛树前长似昼”，取邢邵“夕宴银为烛”诗意，写王公豪富之家酒食征逐，昼夜不分，也是意存鞭挞，而赋色清丽，辞意似依违于美刺之间。四句“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借龙标诗语，笔锋暗指宫庭，斥其沉迷酒色以至春秋不辨，同样辞旨微婉，蕴藉不吐。第三联“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于对仗工绝之外，尤见使事之巧，尽委婉深曲之能事。“西园公子”指魏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等，至于“无忌”，却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韦庄巧妙地把曹魏之“魏”与战国七雄之“魏”牵合在一起，由此引出“无忌”二字。但又不把“无忌”作专名看待，仅取其“无所忌惮”之意。这句诗的实际意思是指斥王孙公子肆无忌惮。诗人把这层真意寄寓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号中。由于曹丕和信陵君都是历史上值得称道的风流人物，因此，读起来倒象对那些王孙公子放荡不羁的行为津津乐道，而容易忽略其微讽的深意。下联“莫愁”同此手法，用传说中一位美丽歌女的名字，慨叹浮华女子不解国事蜩螗，深寓“融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由于巧妙地使事用典，全诗但见花月管弦，裘马脂粉，真意反而朦胧，如雾里看花，隐约缥缈，不见色相。感慨之诗意藉婉而多讽的风调而显得更为深沉，更加耐人咀嚼。 二是借助于双关、象征、暗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错综运用，传出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子夜歌”是乐府古调名，也含有“半夜笙歌”的微意，语意双关。“银烛树前”则暗示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露桃花里”象征红袖青螺；“不知秋”又用双关手法，含有不知末日将临的深意。“无忌”“莫愁”，均取双关。“俱是梦”的“梦”字，绾上三联，既慨叹往昔繁华，如梦如烟；又有双关“醉生梦死”之意。结句“夕阳唯见水东流”，从修辞角度看，“夕阳”象征唐末国运已如日薄西山，“水东流”象征唐王朝崩溃的大势如碧水东去，颓波难挽；从诗的色彩看，则见残阳惨淡，照着滔滔逝水，暮色苍茫中，万物萧瑟。有此一结句，无限怆怀，顿生纸墨。有此一结句，就使诗情更为饱满、凄怆。水流无已，此恨绵绵，都包含在这七个字中，这正是全诗结穴之处。 全诗以“昔年”领起，前六句紧扣题旨“忆”字，描绘昔日繁华景象。末联一跌，顿起波澜，发为变徵之音，结出无限感慨。由于前六句色彩秾丽，人们很容易产生错觉：似乎韦庄是在回味、留恋乱前长安贵族豪右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其实，韦庄出身于早已破落的大族之家，那时他是没有资格进入诗中描绘的那种上流社会的。诗中隐含着对上层统治阶层醉生梦死、竞逐奢靡的批判，抒发了他对社稷倾危的感叹。只是由于用语华艳，给全诗蒙上了一层粉红色的轻纱，使人乍读之难察幽隐，细品之却有深意。这种曲曲传情、意在言外的构思，形成了“婉而多讽”的情韵风调。以华绮侧艳之辞，寄感慨遥深之志，是晚唐诗风的特征之一。韦庄这首诗，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年代】：唐【作者】：杜甫——《垂老别》【内容】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赏析】： 在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中，唐军于邺城兵败之后，朝廷为防止叛军重新向西进扰，在洛阳一带到处征丁，连老翁老妇也不能幸免。《垂老别》就是抒写一老翁暮年从军与老妻惜别的苦情。 一开头，诗人就把老翁放在“四郊未宁静”的时代的动乱气氛中，让他吐露出“垂老不得安”的遭遇和心情，语势低落，给人以沉郁压抑之感。他慨叹着说：子孙都已在战争中牺牲了，剩下我这个老头，又何必一定要苟活下来！话中饱蕴着老翁深重的悲思。现在，战火逼近，官府要我上前线，那么，走就走吧！于是老翁把拐杖一扔，颤巍巍地跨出了家门。“投杖出门去”，笔锋一振，暗示出主人公是一个深明大义的老人，他知道在这个多难的时代应该怎样做。但是他毕竟年老力衰了，同行的战士看到这番情景，不能不为之感叹欷歔.“同行为辛酸”，就势跌落，从侧面烘托出这个已处于风烛残年的老翁的悲苦命运。“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牙齿完好无缺，说明还可以应付前线的艰苦生活，表现出老翁的倔强；骨髓行将榨干，又使他不由得悲愤难已。这里，语气又是一扬一跌，曲折地展示了老翁内心复杂的矛盾和变化。“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作为男子汉，老翁既已披上戎装，那就义无反顾，告别长官慷慨出发吧。语气显得昂扬起来。 接下去，就出现了全诗最扣人心弦的描写：临离家门的时候，老翁原想瞒过老妻，来个不辞而别，好省去无限的伤心。谁知走了没有几步，迎面却传来了老妻的悲啼声。啊！唯一的亲人已哭倒在大路旁，褴褛的单衫正在寒风中瑟瑟抖动。这突然的发现，使老翁的心不由一下子紧缩起来。接着就展开了老夫妻间强抑悲痛、互相爱怜的催人泪下的心理描写：老翁明知生离就是死别，还得上前去搀扶老妻，为她的孤寒无靠吞声饮泣；老妻这时已哭得泪流满面，她也明知老伴这一去，十成是回不来了，但还在那里哑声叮咛：到了前方，你总要自己保重，努力加餐呀！这一小节细腻的心理描写，在结构上是一大跌落，把人物善良凄恻、愁肠寸断、难舍难分的情状，刻画得入木三分。正如吴齐贤《杜诗论文》所说：“此行已成死别，复何顾哉？然一息尚存，不能恝然，故不暇悲己之死，而又伤彼之寒也；乃老妻亦知我不返，而犹以加餐相慰，又不暇念己之寒，而悲我之死也。”究其所以感人，是因为诗人把“伤其寒”、“劝加餐”这类生活中极其寻常的同情劝慰语，分别放在“是死别”、“必不归”的极不寻常的特定背景下来表现。再加上无可奈何的“且复”，迥出人意的“还闻”，层层跌出，曲折状写，便收到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 “土门”以下六句，用宽解语重又振起。老翁毕竟是坚强的，他很快就意识到必须从眼前凄惨的氛围中挣脱出来。他不能不从大处着想，进一步劝慰老妻，也似乎在安慰自己：这次守卫河阳，土门的防线还是很坚固的，敌军要越过黄河上杏园这个渡口，也不是那么容易。情况和上次邺城的溃败已有所不同，此去纵然一死，也还早得很哩！人生在世，总不免有个聚散离合，哪管你是年轻还是年老！这些故作通达的宽慰话语，虽然带有强自振作的意味，不能完全掩饰老翁内心的矛盾，但也道出了乱世的真情，多少能减轻老妻的悲痛。“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眼看就要分手了，老翁不禁又回想起年轻时候度过的那些太平日子，不免徘徊感叹了一阵。情思在这里稍作顿挫，为下文再掀波澜，预为铺垫。 “万国”以下六句，老翁把话头进一步引向现实，发出悲愤而又慷慨的呼声：睁开眼看看吧！如今天下到处都是征战，烽火燃遍了山冈；草木丛中散发着积尸的恶臭，百姓的鲜血染红了广阔的山川，哪儿还有什么乐土？我们怎敢只想到自己，还老在那里踌躇旁徨？这一小节有两层意思。一是逼真而广阔地展开了时代生活的画面，这是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真实写照。他告诉老妻：人间的灾难并不只是降临在我们两人头上，言外之意是要想开一些。一是面对凶横的敌人，我们不能再徘徊了，与其束手待毙，还不如扑上前去拚一场！通过这些既形象生动又概括集中的话语，诗人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正直的、豁达大度而又富有爱国心的老翁形象，这在中国诗史上还不多见。从诗情发展的脉络来看，这是一大振起，难舍难分的局面终将结束了。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到狠下心真要和老妻决别离去的时候，老翁突然觉得五内有如崩裂似的苦痛。这不是寻常的离别，而是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家乡呵！长期患难与共、冷暖相关的亲人，转瞬间就要见不到了，此情此景，将何以堪！感情的闸门再也控制不住，泪水汇聚成人间的深悲巨痛。这一结尾，情思大跌，却蕴蓄着何等丰厚深长的意境：独行老翁的前途将会怎样，被扔下的孤苦伶仃的老妻将否陷入绝境，苍黄莫测的战局将怎样发展变化，这一切都将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想象、思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首叙事短诗，并不以情节的曲折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心理刻画见长。诗人用老翁自诉自叹、慰人亦即自慰的独白语气来展开描写，着重表现人物时而沉重忧愤、时而旷达自解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多变的情思基调，又决定了全诗的结构层次，于谨严整饬之中，具有跌宕起伏、缘情宛转之妙。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评此诗叙别妻，“忽而永诀，忽而相慰，忽而自奋，千曲百折，末段又推开解譬，作死心塌地语，犹云无一寸干净地，愈益悲痛”，是很有道理的。 杜甫高出于一般诗人之处，主要在于他无论叙事抒情，都能做到立足生活，直入人心，剖精析微，探骊得珠，通过个别反映一般，准确传神地表现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概括劳苦人民包括诗人自己的无穷辛酸和灾难。他的诗，博得“诗史”的美称，决不是偶然的。

感觉是不是应该从史官的诞生谈起呢？？找点原始社会生活方面的书或许会有

1、《忆昔》二首作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年）春，杜甫寄居阆州。763年来，杜甫被召为京兆功曹参军，未去赴任。

唐肃宗的信任宦官李辅国和宠惧张良娣，致使纲纪坏而国政乱。

2、《垂老别》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安史之乱时期人民遭受的灾难与统治者的残酷。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唐军于邺城兵败之后，朝廷为防止叛军重新向西进扰，在洛阳一带到处征丁，连老翁老妇也不能幸免。

扩展资料：

两首诗的全文：

1、忆昔二首--【作者】杜甫 【朝代】唐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

长驱东胡胡走藏。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

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今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

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来坐御林，百官跣足随天王。

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

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

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译文：当年肃宗即位灵武，收复关中，借阴山骄子回纥之兵收复两京，东胡安庆绪奔走河北死守邺城，史思明出兵相救安庆绪于邺城，既降又叛反复无常并复陷东京洛阳早是意料之中的事。

肃宗整日诚惶诚恐多方讨好信任关中小人李辅国，宠惧后宫张良娣，致使纲纪坏而国政乱，以致今日代宗仍在劳心焦思肃清朝纲。当年我自己官为拾遗时。在皇帝左右，又拾遗职掌供奉扈从，代宗以广平

王拜天下兵马元帅，先后收复两京势不可挡。代宗听信宦官程元振谗害，夺郭子仪兵柄，使岐雍一带兵力单薄，不能防敌于国门之外。致使吐蕃入侵两京沦陷，府库闾舍，焚掠一空，百官狼狈就道，鞋子都来不及穿跟随代宗逃往陕州。何时才能出现傅介子这样勇猛的人物来湔雪国耻啊，只要国家能灭寇中兴，我个人做不做尚书郎倒没关系。

想当年开元盛世时，小城市就有万家人口，农业丰收，粮食储备充足，储藏米谷的仓库也装的满满的。社会秩序安定，天下太平没有寇盗横行，路无豺虎，旅途平安，随时可以出门远行，自然不必选什么好日子。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到处是贸易往来的商贾的车辆，络绎不绝于道。

男耕女桑，各安其业，各得其所。宫中天子奏响祭祀天地的乐曲，一派太平祥和。社会风气良好，人们互相友善，关系融洽，百馀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灾祸。国家昌盛，政治清明。

谁知安史乱后，田园荒芜，物价昂贵，一绢布匹要卖万贯钱。洛阳的宫殿被焚烧殆尽，吐蕃也攻陷长安，盘踞了半月，代宗不久之后收复两京。不敢跟年高望重的人絮叨旧事，怕他们又从安禄山陷两京说起，惹得彼此伤起心来。小臣我愚钝无所能，承蒙当初朝廷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官职给我。

希望当代皇上能像周宣王恢复周代初期的政治，使周朝中兴那样恢复江山社稷，我在江汉流经的巴蜀地区也会激动涕零的。

2、垂老别--【作者】杜甫 【朝代】唐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老端。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译文：

四野的战争还没得到安平，我已经老了却得不到安宁。子孙们在战场上尽都殉难，兵荒马乱又何需老命苟全。扔掉拐杖出门去拼搏一番，同行的人也为我流泪辛酸。庆幸牙齿完好胃口还不减，悲伤身骨瘦如柴枯槁不堪。

男儿既披戴盔甲从戎征战，也只好长揖不拜辞别长官。听到老伴睡路上声声哀唤，严冬腊月仍然是裤薄衣单。明知道死别最后一次见面，贫贱夫妻怎么不怜她饥寒。今朝离去永不能回返家园，犹听她再三劝我努力加餐。土门关深沟高垒防守坚严，杏园镇天险足恃偷渡实难。

形势变不比当年邺城之战，纵然是死去时间也有宽限。人生世上都有个离合悲欢，哪管你饥寒交迫衰老病残！想以前少壮年华国泰民安，竟不免徘徊踟蹰长吁短叹。普天下应征入伍戒备森严，战争的烽火已弥漫了岗峦。尸骸积山一草一木变腥膻，流血漂杵河流平原都红遍。战火遍地何处觅人间乐园，勤王杀敌又岂敢犹豫盘桓。毅然地抛弃茅棚奔赴前线，天崩地裂真叫人摧断肺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垂老别

百度百科-忆昔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中国古代独立的史馆形成于唐代，对史馆的评论，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就对史馆制度的得失利弊进行分析，尤其严厉批评了唐代史馆修史的弊端，诸如设馆修史多秉承监修意志，扼杀一家之言，丢掉了实录直书的传统，史官责任不专，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种种，触及了史馆修史之专制主义的本质，显示了一个史学批评家的尖锐锋芒。（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设馆编纂《明史》，馆臣万斯同、潘耒、朱彝尊、施闰章、李因笃等人也对史馆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评，认为史馆修史，书成众手，史才难觅，职任不清，所修史书，文芜体散，并提出矫正弊端的方法，诸如严于选才，因人善任；统一义例，职任分明等。这显然受到刘知几的影响。（王记录《论〈明史〉编修二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进入20世纪，关于史馆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强，取得了很大成就。 百余年来的中国古代史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个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学者及政府官员屡次向国民政府倡议设立国史馆，引发人们对古代史馆修史的注意，金毓黻、傅振伦、赵冈、朱希祖、柳诒徵等人都撰写过探讨古代史馆的文章，对古代史馆进行了初步研究。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成果多，涉及面广，从北齐到清代的各代史馆的状况几乎都纳入到人们的研究视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们在史馆修史方面的模糊认识。三是海峡两岸学者齐头并进，在史馆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一、总论 中国是重视历史的国家，也是保留历史资料最完善的国家。史馆在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进行梳理，评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傅振伦《中国历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资料考察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制度的状况，是第一篇系统论述中国古代史馆修史的文章。刘节在所著《中国史学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馆制度及官修史书的情况，并对其中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朱桂昌《历代史官与修史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3期）概括地论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职责、从汉至唐私家修史与修史机构的发展、唐代的史馆和官修史书、明清时期的翰林院和史书之编纂等情况。倪道善《古代史馆述评》（《历史教学》1988年第8期）介绍了古代史馆的设立、沿革及其职掌，指出史馆的职掌有两个方面，一为修前朝史，一为修当代史。史馆虽然有刘知几所说的种种弊端，但仍有其积极作用，一是可以集中人力、财力和丰富的史料，为修史提供优越的条件，二是开馆修史，能集众家之长，三是有助于纠正前朝史籍中的隐讳不实之词等。历代统治者重视史馆修史，一是通过修史借鉴前朝经验，二是证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笼络士人、点缀升平，四是垄断修史、控制褒贬大权。商慧明《史馆制度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指出，巨细无遗地征集资料、垄断正史与国史的修撰、规范统一的编纂体裁、完善的官家修史体制，是史馆修史的特点。史馆之所以长期维持不断，是因为统治者和史官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政治热情，试图通过修史来完善天朝大国的形象、提高传统的地位、强化史学政治化。史馆完成了许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务，但同时也因循守旧、扼杀才智，史馆既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又是中国史学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9期）中还指出宰相监修国史和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使官修史书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将一个原本丰富多彩的史学天地拖入一种思想、一种笔法、一种模式的沼泽之中，用一种思维规范统领众多史官，是史馆修史的最大流弊。陈其泰《设馆修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从设馆修史的肇始、史馆在北朝的出现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及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三个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馆的意义，特别强调史馆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统一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们对史馆修史已经有了一分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馆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官与史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其间转换，极为复杂。雷家骥在《四至七世纪“以史制君”观念对官修制度的影响》（《中西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市久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以“以史制君”观念为线索，分析了南朝、五胡、北魏以及六世纪北朝时期“以史制君”观念随着史馆萌芽而削弱的情况。另外，雷家骥所著《中古史学观念史》（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出版）一书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书的制度与风气进行了全面分析。该书没有孤立的论述史馆，而是将史馆放到南北朝政治形势和历史观念中进行论述，得出许多富有启发的论断。牛润珍《北齐史馆考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则对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进行了爬梳整理，指出北齐史馆建置时间在天宝2年或3年，馆址在东山宫，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北齐史官品第、俸禄很低。并认为北齐史馆是独立修史机构。岳纯之则认为北齐史馆不是独立修史机构（《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牛润珍还出版了《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一书，该书阐幽发微、爬梳剔抉，从零碎分散的资料中梳理出自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两汉至唐初，史官制度凡两大变，一变为两汉，二变为唐初，著作官修史制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最终被唐代史馆修史制度替代。其中的很多结论，值得注意。另外，胡宝国著《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也涉及到南北朝官修史书的情况。 三、唐代史馆 唐代是史馆修史制度正式确立的时期。贞观三年，唐太宗将史馆从秘书省中分离出来，置于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职，成为独立修史机构。自此以后，尽管官方修史制度不断有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唐代史馆的影响一直存在。由于唐代史馆的这一特殊地位，对它的研究，自然就成了一个热点，研究成果甚丰，取得的成就很大，认识最为深入。 金毓黻《唐宋时代修史制度考》（《说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利用《新、旧唐书》、《宋史》等资料，从史馆与史官之制度、史料之种类及其征集方法两个方面对唐宋时期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专题考索。指出唐代史馆制度分为两期，自贞观至天宝，为第一期，以宰相监修，其下为执笔修史之士，概称史官，例以他官兼典。第二期亦以宰相监修，但加史官修撰直馆之称。史馆主要修撰前代史、本朝实录、本朝正史。资料主要来自起居注、时政记、各官署录报之材料。另外，金毓黻还在所著《中国史学史》（该书1944年、1957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有多种版本）中专辟“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一章，对唐宋设馆修史的状况及官修史书的成就进行了评述。赵冈《唐代史馆考》（《文化先锋》第8卷第10期，1948年5月）则深入考察了唐代设馆修史的状况，并纠正了《唐会要》所记唐初史馆确立年代为“贞观二十三年”的错误，指出正确的年代应该是贞观三年。赵俊《唐代修史机构辨》（《求索》1984年第6期）通过考证，指出以往治史学史者大都认为唐前五代史（梁、陈、齐、周、隋）为史馆所修，是错误的。唐前五代史为秘书内省所修，史馆的任务是修撰国史。史馆和秘书内省这两种修史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为常设机构，修撰本朝史，地点在门下省；后者为临时机构，修撰前代史，地点在中书省。二者有共同之点，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监修，又都始于贞观三年，因而容易被混为一谈。纠正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商慧明《唐初史馆略论》（《人文杂志》1985年第1期）、《中唐史馆探微》（《人文杂志》1986年第3期）两文对唐代史馆进行分析，前文考察了唐初史馆的编撰指导思想，认为预于中兴，通乎创业，以儒术为纲纪，着意提高李氏集团的祖望，为当朝皇帝树碑立传是其指导思想。后文则指出中唐史馆在修史内容上更注重国史和典制史书的修撰，实行了“外修内审”制度，体例、正统、编次等问题受到重视。这种变化，说明史馆非僵死不化之机构。王林善《唐代的史馆修史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对唐代史馆的史官队伍、史馆的组织、史馆制度的优劣进行了分析。认为唐代史官队伍素质极佳，唐代史馆按照宰相监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原则进行组织，其人员配置由监修、修撰人员以及典书手、楷书手、亭长、掌故、装潢直、熟纸匠等各种辅助人员组成。史馆修史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即使存在一定局限，仍不失为编修国史的一种较好的方式。房鑫亮《唐代史馆建置与馆内外修史实况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对唐代馆修史书和馆外修史进行了考察，指出唐代史馆修史可分三个阶段，太宗时成就最巨；高宗至宣宗，稍可称许；懿宗以后，无甚成就。馆外修史可分两类：一为私修，一为经“制许”而修。着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认为史馆修史的功绩不能一笔抹煞。岳纯之在《唐代史馆略说》（《历史教学》2002年第5期）、《论唐代史馆的人员设置和史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两文中对唐代史馆的渊源与创设、撰述活动、基本制度、人员设置、史料来源进行了系统研究。考察问题更加细密，如对史馆的史料来源，一般认为有起居注、时政记和诸司报送三方面，但作者指出还有史官自行采集和馆外人员自行提供两项。岳纯之还出版了《唐代官方史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其中对唐代史馆及实录的修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另外，朱清如《论唐初史馆》（《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刘蓉、高锦花《唐代史馆制度略论》（《延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也对唐代史馆修史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在大陆学者对唐代史馆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台湾学者的研究也特别引人瞩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张荣芳所著《唐代的史馆与史官》（台北市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4年出版）一书，是一部深入探讨唐代史馆的力作，该书将史馆与史官置于唐代官僚体制、社会架构之中进行研究，从史官与史馆的渊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馆组织、官僚体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会阶层几个方面入手，对唐代史馆与史官进行了多学科的探讨。作者从统一帝国的需要和史学本身的发展两个方面分析史馆成立的原因，对唐代史馆的创立及其演变、史馆的地理位置、史馆的史料征集工作进行了细致分析，尤其对无人注意的史馆的庶务组织进行了研究。在对史馆中的史官进行探讨时，分析了史官的社会阶层、入仕途径、籍贯、家族及交游，该书没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学史的层面上，而是做综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该书还列出唐代史馆史官表、宰相监修国史组织表、起居郎、舍人迁入官表、区域表、家族表等33个表，功力甚巨，极便省览。邱添生《唐代设馆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详尽分析唐代史馆出现的时代背景、史馆制度的形成与修史成果、史馆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馆形成的时代背景有四条：一是秘藏典籍私家难以周览，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难以综理，三为私家修史易惹祸端，四为明令禁绝私修国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诸帝实录、前朝正史、多部典礼之书和方志。唐代史馆属于朝廷整体政权系统中的一个专设机构，资料收集完备，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独创性不易发挥，失却了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骥《唐前期国史官修体制的演变》（《唐代研究论集》（第二辑），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着重分析了国史修撰由垄断化至禁密化的过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贞观修注制度、精神与功能，探讨了馆院制度的破坏及其意义，考察了武后时代的官修情况与馆院学派的史学复辟。指出从东汉班固被告私作国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齐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国史，再到唐初设馆修史，国史修撰逐步被垄断。在国史禁密之下，善恶必书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干预、史臣取媚而不断破坏。武则天时期，史馆制度屡遭专制政权冲击，遂引起刘知几等人的严厉批评，在史学史上意义重大。该文从社会、学术几个方面对史馆制度进行考察，值得我们注意。 四、宋、辽、金、元史馆 史馆制度在唐代确立后，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重要表现就是史馆规模扩大。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的修史机构可以说是最多的，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日历所、起居院、会要所、玉牒所、圣政所、时政记房等多种修史机构，史官地位也较尊崇。百余年来，对宋代官方修史制度的研究，成绩可喜。 许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对史学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对宋代统治者重视修史、读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机构以及修撰当代史风气盛行的原因作了详尽的阐述。指出宋承唐制，逐渐形成了以史馆为基础，起居院、两时政记房、玉牒所、日历所为常设分支机构和各种修书局为编撰机构的修史体制；形成了一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严密的收集、报送史料、档案的制度；皇帝干预修史趋于制度化。统治者对修史的重视，促进了士大夫阶层对历史，尤其对当代史的研究兴趣；官修史书大量流入民间，为私家著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条件。张新民《〈通鉴〉编修与史馆制度》（《贵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分析了司马光以史馆修史的方式组织《通鉴》编修，妙选人才，明确分工，统一方法，限定日程，广泛取材，主修裁断，既避免了官修史书的弊端，又树立了集体编书的良好楷模。宋立民《宋代史馆沿革考》（《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对变化复杂的宋代史馆的兴废演变进行专门考察，指出宋代史馆的发展分北宋、南宋两个阶段，北宋时，太祖朝为因袭时期，史馆主要担负修史和藏书；太宗朝为创新时期，三馆重建、官制更新、制度创新、不再储藏禁书、增加育人职能；真宗朝为史馆发展时期，史馆制度趋于稳定；仁宗朝为衰变时期，编修院夺去史馆修史之职；神宗时期，史馆名存实亡。南宋史馆变革更为复杂，大体经历了重建、改并、发展和消亡四个时期。在宋代修史制度的研究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值得注意。蔡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宋代修史制度的著作，该书对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史馆与史院制度、历朝实录、历朝国史、历朝会要以及其它史书的修纂进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起居院、时政记房、日历所、史馆、国史院、会要所等修史机构，分析了各馆院史料汇集、编修体式等问题，尤其是对历朝实录、国史、会要的修撰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价值很大。该书指出宋代修史制度的特点和弊端是：当代史的修撰受到特别重视，而以南宋详北宋略；史无专官；皇帝干预修；史官讳避与回护等。宋书则直接对宋代史馆、编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时政记、日历所、修实录院、修国史院、会要所、玉牒所以及其它史局进行了详细研究，重在分析史馆的机构设置、管理制度、史官迁转等问题，指出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是：宰执监修，以提大纲；皇帝自阅本朝史；宋修本朝史多不在外设局；史官多优迁、多兼职、多迁徙不常、多由科举入仕、待遇优厚等等。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有发覆正误之功。 辽、金、元都是以少数民族立国的王朝，在史馆制度上既借鉴汉族修史的经验，又有自身的特点。对它们进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史学的特征，大有裨益。朱子方《辽朝史官考》（《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4期）对以前不甚明了的辽代记注官、修史官进行了考察，指出辽代改史馆为国史院，以宰相监领史馆，史官虽常设，但无常员，多以他官兼任等。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金代的修史机构有国史院、记注院、著作局，记注院的职责主要有朝参日随朝记录朝议，记录皇帝与宰臣议事，随侍皇帝左右。国史院为常设机构，其史职设置为监修国史、修国史、同修国史、编修官、检阅官等，主要职责是修本朝实录，其史官的特点是，民族史官占一定比例、以一流人才担任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等。台湾学者王明荪撰《元代史馆与史官》（《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兴大学1991年版），阐论了元代起居注和日历的编纂，翰林国史院的建置与沿革，职掌与品秩等，对元代修史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萨兆沩《元代翰林国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则分析了元翰林国史院在选拔人才、修纂史书、科考取士、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还考证出元翰林国史院的位置在高梁河东支的南岸，而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在高梁河东支的北岸（《元翰林国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五、明、清史馆 百余年来，对明清史馆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就明代史馆来讲，研究有所起步。商慧明《明代史馆考述》（《江淮论坛》1991年第1期）认为明代史馆效法唐宋，明初官家修史机构称史局，后来由翰林院兼领史职，在史官选任方面注重进士出身，史官要具备政治家的气度，有“好是正直”的是非观念，博洽与专精相结合；形成了鉴世为旨、分纂严审的修史原则和兼容并蓄的修撰方针。谢贵安《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则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认为明代史馆既隶属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内阁；设置地点不在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共分十个馆，东四馆编纂史料，西六馆编纂史书；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方式。并分析了史馆的人事、供给、门卫、考勤、纂修、奖励等制度。罗仲辉《明初史馆和〈元史〉的修纂》（《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考察了明初设馆修《元史》的情况，分析了围绕《元史》修纂所引发的政治斗争。朱希祖《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国史馆馆刊》第1卷第3号，1948年8月）考察了南明三朝的史官建置、修史制度和官修史籍的情况。 相对于明代史馆的研究，对清代史馆的研究成效较大。首先，对清代史馆类型进行了介绍和初步分析。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原《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介绍了清廷的修书各馆的类型。前者指出内府修书馆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有国史馆、方略馆等，例开有实录馆、圣训馆等，特开有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并分析了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后者则将修书馆分为内廷和外朝两类，内廷常设的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常设的修书机构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书馆。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也将清代修史机构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类。这里要特别提到乔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从宏观上对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组织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对修史人才的任用、皇帝干预、史料征用体制、满人参与修史、督察处分制度等，对前人没有涉猎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其次，对清代部分史馆进行了具体研究。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均对清代国史馆进行了研究。李文对国史馆的机构职掌、修史内容进行了分析；王文着重考察了国史馆的设置年代，指出国史馆第一次开馆在康熙29年，第二次开馆在乾隆30年；乔文系统地考察了国史馆的建置沿革、官员组成及内部机构、承办的纂修任务，分析了总裁和副总裁、提调、总纂和纂修、协修、清文总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供事、笔削员的情况，指出国史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是各史馆的典范，纠正了人们对国史馆的一些模糊认识；邹文则从国史馆的机构设置及职掌、修史制度与方法、人员管理制度与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史馆的内部情况。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实录馆的设置、人员组成、管理制度。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方略馆的设置、清代官修方略的成就及方略的史学价值。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认为方略馆的设立应在康熙21年。而姚继荣《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认为乾隆14年为方略馆正式定址建制之始。陈捷先《清代起居注馆建置略考》（《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对清代起居注馆的设立及废置进行了研究。乔治忠《康熙起居注馆和康熙起居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康熙起居注馆的设立始末、康熙起居注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另外，柳诒徴《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第1卷第9期，1947年）对光绪朝会典馆的设立、人员、编纂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丰富，结论可信。 六、几点认识 从以上综述我们可以看出，百余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一，唐、宋史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仅很多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考察了唐、宋史馆与唐、宋政治、学术的关系。第二，微观考辨值得注意。特别是对部分史馆的建置沿革、管理机制的考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百余年来的史馆研究也在启示我们：其一，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等多个学科，因此论究史馆不能囿于史学层面，也不能囿于制度层面，要兼顾到各个层面的相互影响，把握其真正的内涵。要注意史馆的活泼与弹性，及其因时因人而异的运作与转变。其二，必须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以及文献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走出就事论事的窠臼，真正把握史馆修史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探究史馆修史下传统史学的精神本质。其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放宽史馆研究的视野，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和社会政治、史学发展的关系为突破口，进行社会、政治、学术文化、史学、文献的综合研究，实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