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学者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论文

从游客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概念的新发展 1、前言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覆盖约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总数的14%以上。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客环境容量”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环境容量①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LimitsofAcceptableChange),即“可接受的改变极限”。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和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弗胡斯特()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1]。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Carrying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2],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或饱和点(SaturationPoint)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这一年,美国学者韦格()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3]。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1]。1971年,里蒙和麦宁(Manning)建议将环境容量分成如下4种类型进行研究:生物物理容量(BiophysicalCapacity)、社会文化容量(Social culturalCapacity)、心理容量(PsychologicalCapacity)和管理容量(ManagerialCapacity)[4]。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至少有4个原因使得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①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笔者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1],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②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5];③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HowMuchisTooMuch)”[6];④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打一个比方,为了保护两片同样面积为1000m2 的、同样草种的草地,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第一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躺在草地上读书的人,第二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一小时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草地不同的影响结果。这是不同的行为类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同理,两片同样为1000m2的草地,一片为耐践踏的野牛草,另一片为娇嫩的百慕大草,同样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假定两片草地进去的全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完全相同,一小时后两片草地的保护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资源敏感度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进一步假设,两片同样为野牛草的1000m2草地,使用者还是各100名扭秧歌的人,第一片草地上的人100人为一个大组,集中在100m2的场地内活动,第二片草地上的100人,分成10个小组,每小组10人进行活动,每组占用100m2的空间活动,一小时后这两片草地受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空间分布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再来假设,还是两片草地,同样为野牛草,使用者还是那些扭秧歌的人,同样规定环境容量为1小时100人,两边草地上的人都是100人一个大组,第一片草地上的人进去了20分钟就出来了,第二片草地上的人整整玩足了1小时,同样的环境容量下,对草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时间因素的影响。最后一个假设,所有其他因素全部相同,两片草地分别由不同的管理者管理,第一片草地的管理者认真而严格,只允许穿软底鞋的人进入;第二片草地上的管理者不认真,皮鞋、钉鞋,什么样的鞋都让进去,一小时后两片草地遭破坏的情况还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管理水平对资源状况的影响。由此可见,仅仅将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据控制,并不能达到有效保护资源的目的。国外的学者们开始反思,研究解决环境容量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矛盾)的新思路。LAC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史迪科[7]1980年提出了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3个原则:①首要关注点应放在控制环境影响方面,而不是控制游客人数方面;②应该淡化对游客人数的管理,只有在非直接(管理游客)的方法行不通时,再来控制游客人数;③准确的监测指标数据是必须的,这样可以避免规划的偶然性和假定性。史迪科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计算”环境容量的泥潭中拉了出来,重新审视环境容量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因为它提出了“极限”这一概念,即任何一个环境都存在一个承载力的极限,这一极限并不单是指游客数量的极限,更是指环境受到影响的极限。LAC理论就是在对环境承载力概念的继承和对环境容量模型方法的革命性批判中产生的。“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OfAcceptableChange)”这一用语是由一位名叫佛里赛(Frissell,1963)的学生于1963年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来的[2]。佛里赛认为,如果允许一个地区开展旅游活动,那么资源状况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接受的。关键是要为可容忍的环境改变设定一个极限,当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到达预先设定的极限值时,必须采取措施,以阻止进一步的环境变化。1972年这一概念经佛里赛和史迪科进一步发展,提出不仅应对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状况设定极限,还要为游客的体验水准设定极限,同时建议将它作为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一个替选方法。1984年10月史迪科[8]等发表了题为《可接受改变的极限:管理鲍勃马苏荒野地的新思路》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LAC的框架。1985年1月,美国国家林业局出版了题为《荒野地规划中的可接受改变理论》的报告[9],这一报告更为系统地提出了LAC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方法。3、LAC理论的9个步骤（1）确定规划地区的课题与关注点包括①确定规划地区的资源特征与质量;②确定规划中应该解决哪些管理问题;③确定哪些是公众关注的管理问题;④确定规划在区域层次和国家层次扮演的角色。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使规划者更深刻地认识规划地区的资源,从而对如何管理好这些资源得出一个总体概念,并将规划重点放到主要的管理课题上。对于鲍勃马苏荒野地来说,这样的课题还包括游憩运动用品商店的位置、人马驿道的管理、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有限体验机会的提供等。(2)界定并描述旅游机会种类每一个规划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都存在着不同的生物物理特征、不同的利用程度、不同的旅游和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及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上述各个方面的多样性,要求管理也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征、现状和游客体验需求而有所变化。机会种类用来描述规划范围内的不同区域所要维持的不同的资源状况、社会状况和管理状况。旅游机会的提供必须与规划地区的总体身份相协调,如果一个规划地区是国家公园,则所有的旅游机会必须与国家公园的目标相一致。旅游机会的界定并不能成为破坏国家公园资源的借口。(3)选择有关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的监测指标指标是用来确定每一个机会类别其资源状况或社会状况是否合适,或可接受的量化因素。因为在实践中,不可能测量每一个资源或社会特征的所有指标。LAC理论的创始者们建议选择指标时应该注意以下原则:①指标应该反映某一区域的总体“健康”状况;②指标应该是容易测量的。举例来说,资源状况指标可以是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社会指标可以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指标是LAC框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单一指标不足以描绘某一特定区域的资源和社会状况,应该用一组指标来对相应的地区进行监测。(4)调查现状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现状调查是规划中一项费时的工作,LAC框架中的现状调查,主要是对步骤3所选择出的监测指标的调查。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物质规划必要因素的调查,如桥梁、观景点等。调查的数据将被标示在地图上,这样,资源的状况和各指标所处的空间位置就会一目了然。现状调查也能为规划者和管理者制定指标的标准提供依据。(5)确定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资源状况标准和社会状况标准标准是指管理者“可以接受的”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每一项指标的极限值。如果指标为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则40%可能是这一指标的标准;如果指标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则10个旅行团是该指标的数目。符合这一标准,则表示这一地区的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主要是游客体验状况)是可以接受的,是“健康的”。一旦超过标准,则应启动相应的措施,使指标重新回到标准以内。步骤4是确定标准的重要基础,因为标准必须是现实和可实现的,同时应该好于现实状况,这种比较必须通过步骤4来实现。此外标准在恢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也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6)根据步骤1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步骤4所确定的现状制定旅游机会类别替选方案一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可以采取不同的空间分布而都不违背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性质。第6个步骤就是规划者和管理者根据步骤1和步骤4所获得的信息,来探索旅游机会类别的不同空间分布。不同的方案满足不同的课题、关注点和价值观。(7)为每一个替选方案制定管理行动计划步骤6所确定替选方案,只是制定最佳方案的第一步。管理者和规划者应该知道从现实状况到理想状况的差距有多大,还需知道必须采取什么样的管理行动才能到达理想状态。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在步骤7中,应该为每一个替选方案进行代价分析。举例来说,某一替选方案,可能会建议设立大规模的植被恢复区,但它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资金压力,这种情况下,该方案就不可能成为最佳方案。(8)评价替选方案并选出一个最佳方案经过以上7个步骤后,规划者和管理者就可以坐下来评价各个方案的代价和优势,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评价的结果选出一个最佳方案。评价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因素,其中第1步骤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第7步骤的行动代价,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评价除了能为管理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外,也可以为公众的有效参与创造有利条件。(9)实施行动计划并监测资源与社会状况一旦最佳方案选定,则管理行动计划开始启动,监测计划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监测主要是对步骤3中确定的指标进行监测,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步骤5所确定的标准。如果资源和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进,甚至是在恶化的话,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或新的管理行动,以制止这种不良的趋势[5]。4、LAC理论的衍生技术LAC理论的诞生,带来了国家公园与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方面革命性的变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LAC理论的基本框架,制定了“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技术方法(VERP—VisitorExperienceandResourceProtection),加拿大国家公园局制定了“游客活动管理规划”方法(VAMP—VisitorActivityManagementPlan)、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协会制定了“游客影响管理”的方法(VIM—VisitorImpactManagement),澳大利亚制定了“旅游管理最佳模型”(TourismOptimizationManagementModel)。这些技术方法和模型在上述国家的规划和管理实践中,尤其是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矛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5、LAC理论及其相关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我国传统的规划和管理中只是把环境容量当作一个数字去计算,往往陷入前文所说的数字泥潭和数字游戏之中。针对这一情况,清华大学资源保护和风景旅游研究所从1999年起,在所承担的《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0—2020)》、《镜泊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1—2020)》、《三江并流梅里雪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2—2020)》和《黄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4—2025)》中,对LAC理论及其衍生技术进行了探索性应用,这些探索包括分区控制规划(Zoning)、目标—战略—行动计划三层次协同规划、资源保护等级光谱以及指标和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些探索取得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广泛好评。因为监测指标和标准是LAC理论的核心内容,限于论文的篇幅,本节将重点介绍我们在上述风景名胜区规划中监测指标和标准的相关情况。如果要使风景名胜区的资源保护和游客体验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制定监测指标和标准。针对这一认识,我们分别就资源保护和游客体验两个方面制定了两类指标。可能的资源状况指标包括空气中被选化学成分浓度、空气湿度、道路两侧土壤状况、优势动植物营养水平等,而可能的游客体验目标包括游客拥挤度、游客满意度等。一旦被选定的指标超过了规划中确定的标准,则表示该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或者说环境容量)超出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必须采取规划中明确的行动计划以使监测指标恢复到标准之内。由于每个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特征不同,需要保护的资源和价值也各有不同,因此其指标和标准也有所不同。可以预料,一旦LAC理论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它将在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的规划和管理中带来革命性变革。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 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为研究对象，对其特色旅游资源的构成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利于今后本地旅游资 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保护。 关键词 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 特色旅游资源道教 1 引言旅游资源是—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旅游业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往往还取决于当地旅游资源的特色。 特色旅游资源是产生旅游吸引力的核心要素，也是旅游业获得发展的重要保证。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 武当山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武当山旅游资源开发是湖北省和十堰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迄今为止，海内外学者已从多角度对武当山进行过研究：如王光德、杨立志(1993)对武当道教渊源及发展的研究；刘守华(1991，2001)、李征康(2001，2003)对武当民俗文化的研究；曹本治(1993)、蒲卓强(1993，2001)对武当道教音乐的研究；及其他一些学者对武当建筑、历史等方面进行的专题性研究。 从特色旅游资源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冀群风(2001)、廖兆光(2002)在对武当山旅游发展研究，李程(2002)对武当山人文旅游资源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特色旅游资源是指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凡垄断性、典型性、特异性、区域性等特征突出，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各种因素和事物。 本文依据上述特性，尝试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进行分析和归纳。 2 独树一帜的道教文化——武当山最重要的特色旅游资源 2．1武当山道教——中国道教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鲁迅，1918)，它在中国文明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武当山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捧持和推崇，明朝时达到鼎盛：先后被皇帝封为“大岳”(明成祖)，“治世玄岳”(明世宗)，使其地位高于五岳，被尊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雄镇打岳而祀超百代”。 武当山成为专为朝廷祈福禳灾的“皇室家庙”、“天下第一山”(北宋米芾)，在道教领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大的道场和全国的道教活动中心，影响深远，在中国道教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武当山道教建筑——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奇迹 武当山道教建筑群，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好的道教古建筑群，是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特色突出； 规模宏伟，工程浩大。 明朝 *** “南修武当，北修故宫”大兴土木，先后动用了30万工匠，历时12年来修建武当宫观，建成9宫，9观，36庵堂、73岩庙的大规模的道教建筑群，成为皇室利用宗教思想统治的 重要场所。 经过后来的不断扩展，武当山共达到2万多间庙宇，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超过故宫一倍以上。 形成“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的宏伟场面。 选址独特，布局巧妙。 武当山建筑选址融合“阴阳典术”的道家思想、中国古代“风水术”及真武帝修仙的神话，并严格按照政权和神权相结合的意图营建。 布局方面，武当山整个建筑群依山就势，处处结 合自然环境，巧妙利用峰峦岩涧和奇峭幽壑，建设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山体的原始风貌。 武当建筑群的中心位于天柱峰顶的金殿，处于全山各悬崖绝壁的八大宫为主体，众多的庵堂神祠自成体系分布在主体建筑的周围，庞大建筑群与群山和谐地融为一体，完美地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道教理念。 总体规划严密，建筑技艺高超，工艺精湛。 规模宏大的武当建筑群采取了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其总体规划十分严密，在建筑技艺和建筑美学上均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体现出我国古代科技的伟大成就。 这里有中国现存最大的铜铸鎏金大殿——“金殿”，被喻为“中国古代建筑和铸造工艺中的一颗明珠”，其焊接和铸造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此外如“九曲黄河墙”，“一柱十二梁”，“转身殿”等也都 体现出古代建筑技艺的高超，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武当道教建筑被喻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环宇所无”(见明代张开东《大岳赋并序》)。 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称武当山古建筑”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地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名扬四海、自成一派的武当武术 武当武术是中国武术中最重要流派之一，由武当山著名的道士张三丰创建，素有“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说法。 武当武术自成一派，被称为“内家拳派”，它以养身练功、防身保健为宗旨，是以柔克刚， 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内家功”。 武当武术深受道教思想影响，提倡心性修养、武德修养，注重内涵与修身养性。 武当功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上也颇有影响，如今武当拳、太极拳、太极剑已是闻名天下，深受民众的喜爱。 仙乐神韵——武当道教音乐 武当道教音乐又称武当道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乐是道士们念经和进行法事活动时表演的，由于历史及所处地域等原因，武当道乐内涵极为丰富：虽属地方道乐，但却有着宫廷音乐的庄严典雅；一方面难袭了远古巫观乐舞传统及先秦的民俗祭神音乐，另一方面又吸纳了大量地方民间音乐元素；除本地外，周边地域的音乐也对其产生着影响，如“秦音楚声”、“秦腔豫调”、“楚韵汉凋”； 既有长期历史传承又在发展中不断创新的道乐，最终形成南北交融，以道为主，同时兼有佛乐和儒乐旋律的道教音乐，被称为武当仙乐神韵，武当韵，悦耳动听，它是武当山宗教文化遗产中极富特色的一部分。 3优美的自然风光——武当山不容忽视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虽以“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但与其人文资源相比，武当山的自然景观也毫不逊色。 自古以来武当山优美的自然风光就一直吸引着无数的道教修练者、帝王将相、文人墨客和隐士们。 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盛赞武当山“山峦清秀、风景幽奇”，认为“玄岳出五岳上”，这里还有着“顶镇乾坤举世无双胜境，峰凌霄汉天下第一仙山”的美喻。 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为“七十二峰朝大顶，二十四涧水长流”，海拨高1612米的主峰天柱峰，如擎天一柱，拔地冲霄，周围有七十二峰拱立，二十四涧环流，形成天柱峰如一座巨大的神龟，座落在群山之颠，其余诸峰均俯身颔首朝向主峰的“万山来朝”奇观。 联合国赴武当山专家考察组官员们也盛赞武当山美丽的自然风貌，武当山自然景观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台”等之称，均各具特色，风光优美。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武当山珍贵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史前文物。 从目前巳出土恐龙蛋化石、海洋上脊椎动物化石、古猿颅骨化石、猿人牙齿化石看，这里曾是人类祖先的栖息地之一，中国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武当山地区曾是楚国早年国都所在地，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均有建制及发展，悠久的历史为本地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道教文物最为丰富，有我国道教文物宝库之誉。 5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植物资源十分丰富，特别是中药材，是我国现存野生药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初步确定武当山现有野生药材617种。 早在魏晋南北朝即有隐士在此采药修炼，唐宋以后更是络绎不绝。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长期在武当采药，据统计《本草纲目》中有400余种药材取自武当山。 俗话说“十道九医”，道教素有重视医药学研究的传统，结合其博大精深的道教养生文化，与现代旅游开发的健康理念正相一致，药用植物资源无疑是武当山极具开发价值的特色旅游资源。 6多彩的民俗文化——武当山极具开发潜力的特色旅游资源 武当山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本地留下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其中以道教气息浓郁的民俗文化为特征：如武当信仰民俗、大法会、罗天大醮、进香、斋膳禁忌等习俗；如三月三、九月九等与道教信仰密切相关的游艺节日民俗。 这里还留存着许多历代高道、帝王将相、社会名人等与武当山的传说故事，如著名的“铁杵磨针”、“太子读书”等，以及大量描绘武当山的诗词、歌、赋、游记、小说等文学资源。 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如历代朝廷的扶持及明代大修武当等事件，均直接导致部分宫廷民俗文化与来自全国不同源流的民俗文化同聚于武当，与本地民俗文化碰撞、相融，加之此地处于秦楚交界的“朝秦 暮楚”之地，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汇处，历史文化渊流巳呈多元化，所以武当民俗文化还表现出来源广泛、南北相融、多姿多彩的显著特点。 7 结论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基础，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据。 世界文化遗产地武当山的特色旅游资源内涵丰富，特异性突出，除却传统的道教文化资源外，本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等旅游资源特色也十分鲜明，极具开发价值。 对武当山特色旅游资源的认识，对今后本地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合理开发利用和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充分认识武当山旅游资源的特色及内涵，才能更好地在进—步的旅游开发中挖掘特色，发挥特色，使其更好地为旅游业服务，也才能在旅游资源保护中做到针对性强、有实效的保护。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