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铁路的感情很早就开始了，不是我拍了铁路才对铁路有感情。”王诗戈：你在以前的访谈中说过自己有一种铁路情结，在我的理解中，情结往往扎根于童年或少年时期，你的铁路情结是否也跟童年经历有关？
王福春：我对铁路的感情来源于我哥哥在铁路上工作，我从小就接触铁路。父母因病去世得早，哥哥嫂子把我养大。小学毕业时，我随哥哥一家搬到火车站附近，天天看火车跑、听火车叫。那时家里条件不好，我经常到机务段捡煤核儿，拿面袋子扒火车到外站捡粮食。1962年我初中毕业，哥哥逼我考中专，他说你只有上学一个出路。他到铁路学校帮我报名，1963年我考进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学习车辆专业。
王诗戈：初中那会儿你对火车是什么印象，什么感觉？
王福春：火车是个庞然大物，开火车是“离地三尺活神仙”，气门一拉，汽笛一响，伴着吞云吐雾的蒸汽机车在大地上奔跑，威武神气，气壮山河。
王诗戈：对一个孩子来说，在铁路边捡煤核儿、捡粮食是很辛苦、很危险的事情，但在你的影像中，却难得一见辛酸的场景。
王福春：我扒车是坐拉木头的货车去的，如果突然停车，木头一窜就可能把人撞死。但我们一帮小伙伴都爱这样玩儿，感觉在车上特别有意思，可以看流动风景，可以跳车抓车，有点像铁道游击队的感觉。我没拿相机之前，在铁路车辆段工作时就画铁路，画机车，画列车好人好事，所以我对铁路的感情很早就开始了，不是我拍了铁路才对铁路有感情。
“最好的选题是你生在哪儿拍哪儿，干什么拍什么。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王诗戈：你的创作在两个方向上展开，火车和黑土地，它们有一个交叉点—家庭，我从这两类照片中都读到了家的感觉，那么家庭在你童年时期扮演了什么角色，对你有什么影响？
王福春：这两个选题一个是我的职场铁路，我拍了铁轨上的蒸汽机车和车厢里的人；一个是生我养我的家乡黑土地，我拍了家乡的父老、兄弟姐妹。我跟很多人讲，最好的选题是你生在哪儿拍哪儿，干什么拍什么。这是最容易的，也是最难的。
我从小跟哥嫂一起生活，长兄为父，老嫂为母。虽然家庭很不幸，但我跟哥嫂的5个孩子一起长大，跟光腚娃娃们一起玩，下河洗澡、抓鱼、抓蛤蟆、掏鸟窝，在大地里奔跑，无拘无束。现在回忆起来，那段童年的记忆最美好。
王诗戈：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什么时候？
王福春：一直持续到1963年我上中专。1965年我还在学校读书就应征入伍，到部队当兵，在电影组放电影，画幻灯，文革时画毛主席像、写毛主席语录，这5年部队生活锻炼了我。后来部队坚持留我，我不想在部队干，1970年复员被分配到三棵树车辆段，当了几年工人，后来调到工会当干事，主要是写写画画搞宣传。
王诗戈：你在以前的访谈中提到过对城市生活的某种不满，比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冷漠。而你在《火车上的中国人》和《黑土地》系列中呈现出来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热烈甚至是浓烈的，这也是两个系列的一个共同点。请你回想一下童年时期你感受到的是怎样一种人际关系？
王福春：那时我家在绥化城外农村，大家相处很融洽。现在相反，邻居之间都不太来往，没有那种松散的生活状态。
火车也是这样，早期大家坐火车，四个人坐在一起，互相不认识，问你是哪来的？他是哪来的？不到一分钟马上就成为朋友，有烟一起抽，有酒一起喝，然后打扑克、下棋，非常亲热。但现在动车、高铁上的人际关系冷漠多了，都是自己玩自己的，陌生人之间基本没交流，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王诗戈：你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女孩靠在车门上睡着了，你说当时你有5分钟不忍心按下快门，你描述这张照片用的词有“苦难的童年”、“不幸的童年”。刚才谈到你的家庭是不幸的，但你的童年是快乐的。这样一种童年的感受对你后来的创作和影像的呈现方式有什么影响？
王福春：苦难的经历是我人生的财富。我的童年很不幸，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得到了兄嫂和很多人的帮助，所以我有一种感恩之心，我能在摄影道路上一直走到今天，就是对兄嫂和帮助过我的人的回报。我会把这种情感融进对生活的观察、体验中，特别是在拍那个小女孩时，我五六分钟按不下快门，为什么？摄影师也是有良心的，她满身汗泥，光着膀子站着睡着了，但在那个环境下我不能给她让座，帮不了她，心里特别难受，我是在很无奈的情况下按的快门，那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人是感情动物，没有感情拍不出好照片。
“纪实摄影如果不拍人就没什么意义了。”
王诗戈：你在央视《时光》节目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初编画册、挑照片时，对于70年代那部分照片，“原先没有看好，觉得和我格格不入”，70年代你拍了哪些照片？为什么感觉格格不入？
王福春：那些照片都是宣传图片，多数是120相机拍的方片，扶老携幼、端茶倒水，太过模式化、公式化，和后来135机机自由抓拍的片子形式、风格完全不一样。我编画册时选的都是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拍的片子，但后来回头看，我觉得那部分影像也很精彩，不管拍得好与不好，它都是那个时代的符号和缩影，它记录了当时的历史，是有价值的。
张惠宾：布勒松说过，场景不可能像胶卷一样再卷回去。生活是不可逆转的，你按下快门，那个瞬间就过去了。近几十年铁路的发展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一部轰轰隆隆疾驰而过的历史，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但它在人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而你通过影像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情。你是在什么时候完成由宣传摄影到个人摄影的转变？是有意识的还是不自觉的？
王福春：那时我拍模式化、唯美的东西比较多，基本都是摆拍。偶尔拍到几张原生态的、纯记录的片子觉得很好玩。真正有意识的转变是80年代初看了久保田博二在哈尔滨的展览，都是穿解放服、戴解放帽的包钢工人，上万人骑自行车上班，脚前脚后在那抽烟，非常自然，一点儿摆的痕迹都没有。展览的片子放到一两米大，特别刺眼，特别震撼。我一下子受刺激了，对这种自然记录的片子很感兴趣，就慢慢尝试这种抓拍。去年在“中国摄影家2011响沙湾迎春国际摄影周”上我见到了久保田博二先生，谈起这件事，还是很感激他对我的影响。作者： 王福春 王诗戈 张惠宾 李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