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概论论文

影响：当今社会中官与民、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都需要这种表现形式,表现的越充分，人心就越顺畅,做事越顺利。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原意,也是我们所倡导和谐社会的基础，所以，我相信社会发展离不开和谐，只有社会和谐了，人类才能拥有共同的幸福、更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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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

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

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

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

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

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

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

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一 部 人 类 服 饰 史，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也 是 一 部 感 性 化 了 的 人 类 文 化 发 展 史。服 饰 是 人 类 特 有 的 劳 动 成 果， 它 既 是 物 质 文 明 的 结 晶， 又 具 精 神 文 明 的 含 意。 人 类 社 会 经 过 蒙 昧、 野 蛮 到 文 明 时 代， 缓 缓 地 行 进 了 几 十 万 年。 我 们 的 祖 先 在 与 猿 猴 相 揖 别 以 后， 披 看 兽 皮 与 树 叶， 在 风 雨 中 徘 徊 了 难 以 计 数 的 岁 月， 终 于 艰 难 地 跨 进 了 文 明 时 代 的 门 槛， 懂 得 了 遮 身 暖 体， 创 造 出 又 一 个 物 质 文 明。 然 而， 追 求 美 是 人 的 天 性， 衣 冠 于 人， 如 金 装 在 佛， 其 作 用 不 仅 在 遮 身 暖 体， 更 具 有 美 化 的 功 能。 几 乎 是 从 服 饰 起 源 的 那 天 起， 人 们 就 已 将 其 生 活 习 俗、 审 美 情 趣、 色 彩 爱 好， 以 及 种 种 文 化 心 态、 宗 教 观 念， 都 积 淀 于 服 饰 之 中， 构 筑 成 了 服 饰 文 化 精 神 文 明 内 涵。中 国 服 饰 如 同 中 国 文 化， 是 各 民 族 互 相 渗 透 及 影 响 而 生 成 的。 汉 唐 以 来， 尤 其 是 近 代 以 后， 大 量 吸 纳 与 融 化 了 世 界 各 民 族 外 来 文 化 的 优 秀 结 晶， 才 得 以 演 化 成 整 体 的 所 谓 中 国 以 汉 族 为 主 体 的 服 饰 文 化。 这 正 应 验 了 美 国 人 类 学 家 英 菲 的 论 断： “一 个 文 化 项 目 是 外 来 渗 透 的 结 果， 还 是 自 然 独 立 发 明 的 产 物， 这 个 问 题 对 于 那 些 注 重 历 史 遗 产 的 人 来 说 是 非 常 关 键 的， 对 于 那 些 运 用 比 较 研 究 方 法 的 人 来 说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我 们 可 以 肯 定 地 说， 在 所 有 文 化 中，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的 内 容， 最 先 都 是 以 文 化 渗 透 的 形 式 出 现 的。”新 中 国 建 立 后 的 考 古 学 和 主 人 类 学 的 成 就， 已 经 把 服 饰 文 化 的 源 流， 科 学 地 上 溯 到 原 始 社 会 旧 石 器 时 代 晚 期 的 山 顶 洞 人 阶 段。 在 此 以 前 更 遥 远 的 时 间， 人 类 开 始 用 捕 猎 所 获 的兽 皮 来 掩 盖 保 护 身 体 和 保 暖。 夏 天 则 拣 取 树 叶 遮 掩 阳 光 免 受 炎 热。 这 标 志 着 人 类 刚 脱 离 了 动 物 境 界， 原 始 服 饰 出 现 的 雏形。 而 山 顶 洞 人 遗 存 中 发 现 的 生 活 用 品 和 生 产 工 具， 已 可 证 实 那 时 的 人 们 已 创 造 出 利 用 缝 纫 加 工 为 特 征 的 服 饰 文 化。 这 时 候 的 衣 饰 已 不 再 是 简 单 的 利 用 自 然 材 料， 而 演 变 成 合 乎 人 类 生 活 需 要 的 构 造， 开 创 了 中 华 民 族 服 饰 文 化 的 先 河。我 国 服 饰 文 化 的 历 史 源 流， 若 从 古 典 中 寻 找， 总 会 将 其 归 结 于 三 皇 五 帝。殷 商 时 期，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在 物 质 上 又 有 许 多 物 质 文 明 的 举 措。尊 卑 贵 贱 的 生 产 关 系， 促 使 服 饰 也 开 始 形 成 其 固 有 的 制 度。 周 代 是 中 国 冠 服 制 度 逐 步 完 善 的 时 期。 这 时 候， 有 关 服 饰 的 文 字 记 载 十 分 多 见。随 着 等 级 制 的 产 生， 上 下 尊 卑 的 区 分， 各 种 礼 仪 也 应 运 而 生。 反 映 在 服 饰 上， 有 祭 礼 服、 朝 会 服、 从 戎 服、 吊 丧 服、 婚 礼 服。 这 些 服 饰 适 应 于 天 子 与 庶 民， 甚 至 被 沿 用 于 商 周 以 来 的 二 千 年 封 建 社 会 之 中。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各 国 间 不 全 遵 周 之 制 度。 七 国 崛 起， 各 自 独 立。 其 中 除 秦 国 因 处 西 陲， 与 其 它 六 国 在 衣 冠 制 度 上 有 差 异 外， 其 它 六 国 均 因 各 诸 侯 的 爱 好 和 奢 俭， 以 及 当 时 兴 起 的 百 家 争 鸣 之 风， 在 服 饰 上 也 各 显 风 采。 春 申 君 的 三 千 食 客 中 的 上 客 皆 着 珠 履； 平 原 君 后 宫 百 数， 婢 妾 被 绮 觳； 卫 王 宫 的 卫 士 穿 黑 色 戎 衣； 儒 者 的 孺 服 长 裙 褒 袖、 方 履 等 等。汉 初 服 饰， 与 民 无 禁。 西 汉 虽 有 天 子 所 服 第 八 诏 令 的 服 饰 制 度， 但 也 不 甚 明 白， 大 抵 以 四 季 节 气 而 为 服 色 之 别， 如 春 青、 夏 赤、 秋 黄、 冬 皂。 汉 代 妇 女 的 日 常 之 服， 则 为 上 衣 下 裙。 魏 晋 南 北 朝 以 来， 由 于 北 方 各 族 入 主 中 原， 将 北 方 民 族 服 饰 带 到 了 这 一 地 区。 同 时， 大 量 民 族 服 饰 文 化 也 影 响 和 同 化 了 北 方 民 族 的 服 饰。 妇 女 的 日 常 衣 服 仍 以 上 身 着 襦、 衫，下 身 穿 裙 子。 襦、 裙 也 可 作 礼 服 之 内 的 衬 衣 衫。隋 统 一 全 国， 重 行 厘 走 汉 族 的 服 饰 制 度， 然 而 也 难 以 摆 脱 其 由 北 向 南 统 一 而 带 来 北 族 服 饰 形 制 的 影 响。 只 是 到 了 唐 代 帝 国 的 建 立， 才 以 其 长 时 期 的 统 治， 加 上 其 强 盛 的 国 力， 令 其 服 饰 制 度 上 承 历 代 制 度， 下 启 后 世 冠 服 制 度 之 经 道， 同 其 社 会 一 样， 呈 现 出 繁 荣 景 象。 唐 人 与 西 北 各 民 族 的 交 往 频 繁， 各 民 族 同 唐 人 杂 居 内 地 的 也 很 多， 因 此， 唐 人 穿 胡 服 的 装 束 常 会 在 该 时 代 的 文 物 中 见 到。宋 代 北 方 大 片 土 地 沦 为 女 真 族 贵 族 统 治 领 地， 服 饰 文 化 也 因 其 政 治 和 经 济 因 素 而 发 生 交 互 影 响。 《续 资 治 通 鉴》 记 载： “临 安 府 风 俗， 自 十 数 年 来， 服 饰 乱 常， 习 为 边 装 ……” 可 见 南 宋 京 都 也 尚 北 服。 宋 代 妇 女 的 日 常 服 饰， 大 多 上 身 穿 袄、 襦、 衫、 背 子、 半 臂， 下 身 束 裙 子、 裤。 其 面 料 为 罗、 纱、 锦、 缕、 毅、 绢。 尤 其 是 裙 子 颇 具 风 格， 其 质 地 多 见 罗 纱， 颜 色 中 以 石 榴 花 的 红 色 最 注 目。 褶 裥 裙 也 是 当 时 裙 子 中 有 特 点 的 一 种， 有 六 幅、 八 幅、 十 二 幅 不 等， 贵 族 妇 女 着 裙 的 褶 裥 更 多。元 代 是 蒙 古 族 入 关 统 治 中 原 的 时 代。 其 服 饰 既 袭 汉 制， 又 推 行 其 本 族 制 度。 元 朝 初 建， 也 曾 令 在 京 士 庶 须 剃 发 为 蒙 古 族 装 束。 蒙 古 族 的 衣 冠， 以 头 戴 帽 笠 为 主， 男 子 多 戴 耳 环。 然 至 元 大 德 年 间 以 后。 蒙、 汉 间 的 士 人 之 服 也 就 各 认 其 便 了。朱 元 璋 推 翻 元 朝， 建 立 大 明 帝 国 后， 先 是 禁 胡 服、 胡 语、 胡 姓， 继 而 又 以 明 太 祖 的 名 义 下 诏： 衣 冠 悉 如 唐 代 形 制。 明 朝 的 皇 帝 冠 服、 文 武 百 官 服 饰、 内 臣 服 饰， 其 样 制、 等 级、 穿 着 礼 仪 真 可 谓 繁 缛。清 代 男 子 的 服 饰 以 长 袍 马 褂 为 主， 此 风 在 康 熙 后 期 雍 正 时 期 最 为 流 行。 妇 女 服 饰 在 清 代 可 谓 满、 汉 服 饰 并 存。 满 族 妇 女 以 长 袍 为 主， 汉 族 妇 女 则 仍 以 上 衣 下 裙 为 时 尚。 清 代 中 期 始， 满 汉 各 有 仿 效， 至 后 期， 满 族 效 仿 汉 族 的 风 气 颇 盛， 甚 至 史 书 有 “大 半 旗 装 改 汉 装， 宫 袍 截 作 短 衣 裳” 之 记 载。 而 汉 族 仿 效 满 族 服 饰 的 风 气， 也 于 此 时 在 达 官 贵 妇 中 流 行。 妇 女 服 饰 的 样 式 及 品 种 至 清 代 也 愈 来 愈 多 样， 如 背 心、 一 裹 圆、 裙 子、 大 衣、 云 肩、 围 巾、 手 笼、 抹 胸、 腰 带、 眼 镜……， 层 出 不 穷。 184o 年 以 后 进 入 近 代， 西 洋 文 化 浸 袭 着 中 国 本 土 文 化， 许 多 沿 海 大 城 市， 尤 其 是 上 海 这 样 的 大 都 会， 因 华 洋 杂 居， 得 西 方 风 气 之 先， 服 饰 也 开 始 发 生 潜 在 的 变 革。外 国 衣 料 因 价 廉 渐 为 人 所 欢 迎， 费 工 费 时， 工 艺 考 究 的 滚、 镶、 嵌、 绣 等 传 统 手 工 艺 渐 渐 地 衰 落， 西 方 缝 纫 方 式 开 始 流 行 起 来。 尤 其 是 女 性 的 时 装， 由 于 缝 纫 精 致、 款 式 合 乎 时 代 潮 流， 影 响 尤 大。 风 行 于 本 世 纪 2O 年 代 的 旗 袍， 脱 胎 于 清 代 满 族 妇 女 服 装， 是 由 汉 族 妇 女 在 穿 着 中 吸 收 西 洋 服 装 式 样 不 断 改 进 而 定 型 的。官服上的品级标记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据说从舜时开始，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按汉代大儒孔安国的说法，十二章就是十二种图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形）。天子之服十二种图案都全，诸侯之服用龙以下八种图案，卿用藻以下六种图案，大夫用藻火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兼上，界限十分分明。这些图案的意义，古人说法也不一致，估计和古代巫术有关。“日”、“月”、“星辰”代表天，“山”古人认为是登天之道，历代皇帝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因而这四种图案是皇帝独用的。“龙”是王权的象征，“华虫”近于凤，这两种图案按先秦古制是天子、三公诸侯才能用的，天子用升龙，三公诸侯只能用降龙。而平民穿衣，则不准有文饰，被称为白衣，所以后来称庶民为白丁。春秋战国时礼崩乐坏，楚国令尹公子围参加几个诸侯国的盟会时，擅自用了诸侯一级的服饰仪仗，受到各国与会者的指责。鲁国的叔孙穆子说：“楚公子美极了，不像大夫了，简直就像国君了。一个大夫穿了诸侯的服饰，恐怕有篡位的意思吧？服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表现啊！”穆子预料得不错，公子围回国就弑了郏敖，自立为君，就是楚灵王。后来，历朝都把服饰“以下僭上”看作犯禁的行为，弄得不好会丢脑袋。有的朝代惩罚轻些，如元朝律令，当官的倘若服饰僭上，罚停职一年，一年后降级使用；平民如果僭越，罚打五十大板，没收违制的服饰。历代官服上的等级标志标记不尽相同。“十二章”古制后来被改革掉了。如明代官员的公服用花来表示。一品官用圆径五寸的大独科花，二品用三寸的小独科花，三品用二寸没有枝叶的散花，四品五品用一寸半的小杂花，六品七品用一寸的小杂花。八品九品没有花，大约就是上海俗语所谓的“呒啥花头”了。这是上朝奏事、谢恩时穿的。官员平时办公穿的常服图案又有不同：文官一律用鸟类来区别等级高低，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律用兽类来划分上下不同，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这倒真应了旧时文武百官无非都是皇帝羽翼爪牙之说了。除此之外，冠饰、束带、佩带物等等，在在都以不同形制作等级之分。如清朝冠顶上东珠的多少有无，宝石的颜色大小，从皇子亲王到七品芝麻官，都按身份的尊卑贵贱有严格的规定。八品以下，珠也没有，宝石也没有，只是个光顶子。《红楼梦》的《好了歌》道：“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等级社会中透过服饰的变换，演出了多少人间悲喜剧。戏装的夸张美传统戏曲服装，俗称“行头”，是古代服饰的美化和艺术的再创造，它以明代服装为主，杂糅了上自唐代，下至清朝的各时代服饰式样。中国传统戏曲服饰的特点之一就是套式化。上至皇帝，下至奴婢仆役、囚徒乞丐，各色人等，都有与角色身份、地位、职业、场合乃至性格相配的专门服饰套式。同是宰相，朝廷上要戴“相貂”，居家则戴“相巾”。《战宛城》中的曹操，“挟天子”的日子还不长，戴的是“相貂”；《逍遥津》中的曹操，“令诸侯”已近二十年，戴表示丞相身份的“相貂”已不够了，要戴金缕绒球、两侧金色如意翅的“文阳”了。这种戏装套式系列，主要是明清两代逐渐形成的，是许多艺人点滴创造的积累，这与二百年来京剧发展的关系尤为密切。传统戏曲服装中的“蟒”，是帝王将相的官服，圆领大襟，上绣云龙等花纹，下摆及袖口绣海水的象征性纹饰，皇帝穿黄色团龙蟒，将相穿其他颜色的独龙蟒。还有“女蟒”，是后妃、诰命一品夫人、女将的朝服，上绣丹凤朝阳或凤凰牡丹等图案。历史上元、清两代帝王，对龙的垄断，不像宋、明那样严。元代把“真龙”的形象定为五爪二角，其他兴云布雨的龙和“混江龙”、“入云龙”之类只能是四爪或三爪的。明代就不一样了，为了避免混淆，除了把四爪、三爪的称为蟒，与五爪的龙加以区别外，还严禁臣民穿蟒衣。嘉靖十六年，兵部尚书张瓒穿了一件有点像蟒纹的衣服，明世宗大怒，谕阁臣夏言说：“尚书二品，何自服蟒？”夏言回答说：“张瓒穿的是一件钦赐的飞鱼服，色彩鲜明，有点像蟒罢了。”嘉靖皇帝说：“飞鱼为什么绣了两只角？”遂下令严禁。在这样的情况下，演戏怎么可能让帝王将相后妃贵妇一起穿上“蟒”呢？所以戏装系列中的“蟒”，是不可能在明代出现的。清代则不然，其朝服之制，皇帝、后妃、皇子、亲王都用龙袍，亲王世子、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文武三品都用蟒袍。比照戏剧服装系列把帝王将相的朝服统称为“蟒”，完全符合清代的服饰观念。至于戏中帝王的朝服不称龙袍而也称蟒，只是因为这“帝王”究竟是“戏子”扮的，有所避讳而已。为了给观众更多的美感享受，戏曲服装多缀美丽饰物，如珠花、绒球、丝绦、雉尾等。像舞台上吕布、周瑜在紫金冠上插两根长长的雉尾，为演员演活角色增加了许多做戏的机会。这是生活中所没有的。《明史?舆服志三》说，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有公、侯、伯爵位的出席典礼，冠上要插雉尾。但那是公、侯、伯，而且只在典礼上用，武将或都督在军中是没有这种装束的。吕布和周瑜生活的时代，有一种武冠，“加双�尾，竖左右”（《后汉书.舆服志下》）。但舞台上的“翎子”比实际上的�尾长了起码有四五倍。这就是艺术的夸张。传统戏曲服装中有些类型也来自生活而异于生活，如剧中后妃贵妇穿的便服叫“帔”，名称也来自生活中的“帔”，可是形制完全不同。《说文》收有“帔”字，段玉裁注以为“今男子妇人披肩是其遗意”。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中，虢国夫人的帔正规地披在肩上，从胸前垂至腰际；而周�《调琴品茗图》中的贵妇，那帔已不是披在肩上，而是十分洒脱地卸落到腰背部，仅两端挽在手腕上了。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有“虹裳霞帔步摇冠”，用“霞”来形容帔之多彩而美者。从此，“霞帔”成为专名，成了命妇品级的标志。衣料杂谈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衣料，特别在丝织品领域，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到目前为止，考古学家向我们提供的最早家蚕丝织品的出土实物，是四千七百年前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些东西都放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一个竹筐里。绮是代表丝织物的词中，少数几个有“美丽”之类转义的词之一。除“锦心绣口”、“锦绣河山”等比喻用法外，“绮”的转义更为活跃多见，有“绮年”、“绮思”、“绮语”、“绮梦”，等等。绮是一种平地上起斜花的美丽、轻柔、令三千多年前的人叹为观止的衣料。古代波斯人称中国为Cini，印度人称中国为Cina，这是今天英文中China的起源。外国人首先认识中国，是从惊叹于绮的神奇美丽开始的，Cini就是“绮”的对音，波斯人和印度都知道在他们东方有一个“绮”国（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西方学者看到公元前五世纪希腊艺术中一些雕塑女神像和彩绘像，所穿衣服都是细薄柔软透明的丝质衣料，从而断定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辗转传到地中海畔。这正当中国的春秋末年、战国初年。从战国楚墓出土的实物看，那时已有三色龙凤纹锦，这在当时确是一种高贵华丽的衣料。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大力发展蚕桑，蜀锦名闻一时。魏文帝曹丕对其花纹新颖赞叹不已，诏群臣说：“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蜀国用它搞外交，《吴记》中说：“蜀遣使吴，赍重锦千端。”即以蜀锦为其联吴拒曹战略目标所用。诸葛亮南征，把织锦的方法传授给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苗族把自己织的五彩锦称为“武侯锦”，而侗族妇女织的侗锦又称“诸葛锦”。古来传说，蜀锦历久不褪色。原因在于蜀地养蚕的方法与他处方法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还有人认为是锦江（今成都南）的水质特别好，用它染丝、濯锦，能使色泽分外鲜明。蜀汉时管理织锦的官就驻在此地。杜甫《蜀相》诗云：“锦官城外柏森森”。彼时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原因即在此。从宋元到明清，丝织品不断扩大和优化品种，如北宋创制了缂丝，南宋出现了织锦缎，明代又锦上添花，出现了五彩缤纷的妆花缎。《金瓶梅词话》四十回写西门庆用“南边织造的夹板罗缎尺头”，叫赵裁缝替妻妾“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这“妆花”就是当时的时新衣料妆花缎。中国服饰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衣料也是如此。毛织物和棉布，最早就是少数民族作出的贡献。迄今可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毛织品，是1960年在青海省兰诺木洪出土的四千年前的毛布和毛毯残片。这个地区，当时在华夏文化圈外。但周代大夫已经能穿上色彩鲜艳的毛料衣服了。华夏民族经历过渔猎生活，早就懂得利用兽皮做衣料。古代的裘，是连皮带毛一起处理制作的，而且毛是向外的。《周礼?天官》有司裘之职，管理为周王、诸侯、公卿大夫制作裘皮大衣的事。据《礼记?玉藻》云，狐白裘为君所服，虎裘、狼裘为左右卫士之服，大夫服狐裘镶豹袖、羔裘镶豹饰，士以下则服犬、羊之裘。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对什么样的人不能服用什么样的裘皮有一项规定：“貉裘、猞猁狲非亲王大臣不得服，天马、狐裘、妆花缎非职官不得服，貂帽、貂领、素花缎非士子不得服……染色鼠狐帽非良家不得服，所不禁者獭皮、黄鼠帽……而已。”（叶梦珠《阅世编》）。中原古代没有棉花。棉布是从南方少数民族那儿传来的，当时按当地的语言音译为“白叠”。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可知，在今云南境内的哀牢夷人能制作“帛叠”（即白叠），还能“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还有今为海南省的珠崖郡，出产一种“广幅布”，一般认为也是棉布。从《太平御览》卷八一二引《晋令》“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来看，棉布的确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到唐朝似乎逐渐多起来了，白居易有《新制布裘》诗云：“桂布白如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桂布就是白叠，今广西一带产的棉布；吴绵则是江南的丝绵。棉花约在十三世纪末在江南普遍种植。松江妇女黄道婆年轻时漂流到海南岛从黎族人民那里学了棉纺技术后，经过三十多年重返家乡，革新了纺车，使棉纺织业在汉族地区中迅速发展起来。棉布取代了麻布的地位，成为中国人主要的衣料之一。从此麻布退居为夏天的专用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