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论文题目

希望对你有帮助。 科学发展观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内容提要：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多种因素造成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其严重后果在于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边缘化，形成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排挤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克服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解决“三农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农问题”，是历史与现实、体制与制度等多种因素造成而又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使得农村、农业、农民与城市、工业、工人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成为当前我国最大的社会不公正。其严重后果在于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边缘化，形成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排挤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克服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解决“三农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 一、 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解决社会公正失衡所造成的对农民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这个论断是否正确，从以下相关的数据中可以得到证明： 一是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1985年该比例下降为 ：1，因为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发布5个“一号文件”，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此后呈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2001年为 ：1，2002年为：1，2003年，继续扩大到：1，2004年已经接近4：1；到2005年才略有下降，为：1。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预测，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比2005年增长5%左右，低于2005年的增幅。在城市仍保持较高增幅的情况下，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将继续扩大。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透露，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 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067万人，合计6432万人。 二是2004年是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最大的一年，总量达2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总共也是2000多亿元，主要是靠粮食产量增加7945亿斤、价格上涨25%所实现的。说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支出过程中大大“缩水”，没有能真正落实到农业上。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同志说得好：支出的各类科目“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否则当年的农民收入应该更多些才对。 三是建国已经56年，农民的教育情况依然差强人意。当前，我国农民在4·9亿农村劳动力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不到7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13%，初中的占49%，小学及以下的占31%，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还占7%，全国92%的文盲在农村。在2亿多35岁以下的农村青年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 9·1%。 在国家公布的失业率中，从来只是统计城镇居民失业情况，根本不将农村近1·5亿的富余劳动力包括在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公费医疗体系建设，前些年也不包括农村居民。 四是基尼系数是指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中国的基尼系数为，在世界范围，超过了所有的欧洲国家。在亚洲，仅次于菲律宾。而在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近年来农村的贫富差距加大显著，农村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扩大到，远远大于城市的增幅()。按照世界银行的估算，1999年我国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已达。以此为参照，农村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的警戒线。 从城乡居民储蓄来看，储蓄余额8万亿元左右，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只占约1/8，约1万亿元。若从居民享有的水、电、道路、通信、卫生等公共产品的差距来看，城乡间的差距要比20世纪70年代末更加扩大。 五是农村的生存状况恶化。2003年9月10日是全球第一个“预防自杀日”。根据卫生部2001年的报告，自杀是我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 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中国平均每年自杀人数约为25万，自杀未遂人数据估计超过100万，其中90%在农村，女性比男性高出25%。农村女性的自杀率约为10万分33，高居各种死亡原因之首。可见作为农村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农村妇女所承受的生活压力之大。 子女读书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头号负担（约占家庭收入的36%）。从长远看，如果农民子女的求学受到身份限制，必然形成低素质人口的复制，而与提高全民族文化科技素质的要求相悖。 农业的成本上升，农民的生存成本上升。据京津高校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的数据，现在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平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除去支付药费、住宿费、生活费、800元的交通费，实际拿回家的不足1000元左右。一个年轻农民要靠每年这点积累完成造房、结婚、生子、敬老，几乎是不可能的。 二、 现在，让我们依据以上的数据，进行理性分析： 社会公正，是指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实现，即体现权利、规则平等、收入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社会公正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道德体系。当然，道德实践有助于社会公正理论成为社会共识，但无能力约束不公正行为调和不同利益者之间的冲突。 社会公正失衡必然导致社会排挤，国家、企业、各利益团体成为推动和施动者，在维护其所期盼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时，把农民这个弱势群体排挤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国家福利制度的主流，使之处于有关政策的边缘。就是从国家政治生活原则上来说，一些制度和政策对他们都适用，当询问由那个部门来落实时，就会出现谁都该管、又都不能全管，最后无人管的结果。 请同志们注意，我使用的概念是“社会排挤”和“边缘化”，而不使用当前学界引进国外社会学而使用的“社会排斥”概念。 在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的定义是：“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排斥研究，把排斥出自何处，分为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贫穷和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文化排斥、福利制度排斥5个方面，把谁被排斥，分为个人、团体和空间3个方面。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具有矛盾绝对性、动态性和激化性。社会排斥由其社会制度本质决定，并且贯穿社会制度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们国家当前出现的社会排挤、边缘化，只是在操作层面上出现的局部的、暂时的社会现象，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显现。我们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发展战略，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把农民边缘化的现象、社会排挤现象都是违宪的，是要在实践中经由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制改革的深化、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大工作力度，认真加以解决的。 理论认识层面，我们思想上已经明确了，该说的都说到了。问题是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严重脱节，该做的没有真正做好。 目前我国社会公正不够理想的原因在于：一、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就是人们常说的“蛋糕不够大，吃的人太多”。二、市场机制不完善，存在大量“非市场经济”因素。首先是腐败，其次是垄断，最后是假冒伪劣。三、政策体系尚待完善，政府职能缺位。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多，真正落实到位的少。 这些，要靠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来调解，靠完善的监督机制来保证，仅仅靠道德建设是不能实现的，当然我们对道德约束的作用不应低估。应该说，国家要制定的相关政策，已经出台很多了，问题是实效不理想，要追问的应该是为什么不能落实或者落实的不好，是相关政策制定的不切合实际，还是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客观条件不具备，财力物力有难处？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主要是国家宏观调控原则而笼统，地方微观运作跟风走形式。 宏观上都没真正弄清楚弄明白的问题，微观上是不可能弄清楚弄明白的。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名称一会儿是“农民工”，一会儿是“进城务工人员”，定位是离开土地、离开农村的农民。在宏观上高度赞扬农民工对国家和城市建设的重要贡献，而在微观上却不能对农民工应该得到保护的合法权益，用宏观上已经为之制定的、强而有力的法律法规来保证。其结果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付出劳动力之后，长时期拿不到工资，要到国家总理亲自过问，揭开问题的盖子，才发现拖欠工资总量大的令人吃惊。最基本的社会分配都不能实现社会公正，这就是把农民在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生活系统中边缘化，对农民进行社会排挤。可见，只以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人说事，应该说是找错了真正的责任承担者，因为问题是出在了保证社会公正的宏观上。 在城市中小学都是国家办的时期，农村的中小学大量是民办的，于是有了“民办教师”，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农民的孩子却难以享受国家义务教育法赋予的权利，而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一直是写入宪法之中的。现在，又出现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求学难的问题。 农民的一切，听从党的政策、政府的安排，农民、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农村，还要叫农民。若不是由于土地征用关系到农民的生命线，农民总是会忍受下来的。面对有的干部借着产权改革，卖了荒山、荒地、企业，又在土地上打主意，凭借基层政府的权力对农民进行社会排挤。农民认识到，一旦失去土地，生活就只能依靠政府救济，真的是被边缘化了，他们就忍无可忍了。目前农村矛盾激化主要在这些方面。应该说，农民并没有过错，反而是为农民维权的力度太软弱，要害是法大还是权大，干部手中的权力能不能受到强而有力的监督。问题还在宏观上面。 三、 作为社会主体的非农民阶层是如何对待农民的？2005年底，北京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对进入北京的人员应该要求具备一定的素质。好人、坏人，素质高低，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无可争论。可是要真弄明白为什么人们要进北京并不难，不就是因为北京享有许多方面超国民待遇吗？北京享有的资源多，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同样的考分，北京考生能上北大，河北考生上本科都难。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排挤，依据的是那部法律法规？一旦取消了这些超国民待遇，人们要去北京，就真的因为它是祖国的首都了。 当人们对这些都已见怪不怪的时候，表明我们的社会默许这些社会排挤现象的存在。北京如此，大中小城市也都如此，最终，就落在了农民的头上，而这些现象，和我们国家国体性质并不合拍。 在这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坛”征文通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农’是我们的母亲，她无私的哺育了工业，养育了城市，可是今天，她却失去了历史的风采。由于城乡间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历史欠账较多，致使农村的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保障机制弱化严重，┅┅农民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弱势群体。”深层次的原因不正是对农民的社会排挤、边缘化吗？ 共产党人不应回避这些问题，更不应回避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而应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历史地、发展地的眼光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 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革命圣地西柏坡表达的坚定执政信念：弘扬“两个务必”，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之为“新时期的三民主义”。其后，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如何做到政绩观、发展观、人才观、群众观内在结合和统一的问题，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其核心，统领工作全局，并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统一纳入了科学发展阶段观。 胡锦涛总书记说：“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比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胡锦涛接连地提出14个“如何”的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探索和回答的有关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课题，他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2003年7月1日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 正是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刻理解基础上，新时期的治国理念得以完成，这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 四、 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了新时期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农问题”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中找到了解决的新途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要以城市带动乡村，工业反哺农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4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关注农民增收问题，使农民受益451亿元；2005年的“一号文件”，大幅度减免农业税，取消牧业税，明确2006年在全国免征农业税。2006年的“一号文件”，以数千亿元的转移支付支援农业建设。党中央的八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里程碑。 现在，农业税取消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了，农村孩子读书的课本费全免了，农村的道路建设投入大了、建设速度快了，┅┅最重要的是在新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五个统筹，第一个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要求从根本上摈弃掉原有的社会排挤现象、边缘化现象，真正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升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民开始向城镇转移，由农业转向工业及第三产业，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森严的户籍壁垒，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并未形成，从农民工进城后，从就业岗位、劳动报酬、社会福利和社会交往等方面来看，城市对农民是“经济吸纳，社会排挤”，使得进入城镇的农民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根源在于有一个长期困扰我们、至今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就是对我国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应该如何认定：是居住在农村、户籍在农村，就是农民，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农民。也可以说，长期以来，国家从没有以对农民这个复杂的社会阶层进行动态的、量化的剖析，来确定农民的身份。 中国社会学家陆学艺提供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刮阶层变动状况”表明，农村人口当前已经分化为八个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46-50%）、城市农民工（16-18%）、乡镇企业农民工（16-17%）、农村知识分子（2·5%）、个体劳动者、个体户工商户（7-8%）、私营企业主（0·4-0·6%）、乡镇企业管理者（1·5%）、农村管理者（7%）。这是1999年依据有关部门资料推算出来的数据，据此显示出在我国农村现有的全部农户中，收入的90%以上来自农业经营的纯农户家庭约占62·4%，他们才是名实相符的农民。 只有名实相符的农业劳动者才是农民，只有他们才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只有他们才会长期在农村生活。就是说，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只是目前农村人口的60%左右。 为什么一说农民就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呢，因为我们认定了住在农村的身份就是农民。依据这样的认识来制定政策，明确的针对性显然是不可能具备的。 要害就在户籍制度上，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还必须加上一个户籍身份：城市人口还是农村人口。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身份户籍制度，是1958年全国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之后，为了在中国农村建设计划经济体制，遂以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农村人口户籍制度，三项制度共同作用，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的农村人口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社员，也是当时对农村人口的称呼，社员都是一起生产劳动、一样贫富，经过了20年，一直到1978年，农村基尼系数还是0·22。防止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目的达到了。 为了要渡过灾荒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就更加强固，粮食，分成商品粮和非商品粮，城市人吃供应的商品粮，农村人吃自产粮。户籍制度决定着一个人的终身身份。那末，这样一个本应随着改革开放进行改革的制度，为什么又经过长达20多年的过程，还是不能有所变动呢。没有人多问为什么，当然，有人问了，也不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回答。 可是，改革开放使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城市人口建设需要大批的建设者，众所周知，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的举措，曾造就了一批早期的改革家。可是跟着户籍制度就强化起来了，农民在城市要领取暂住证，农民还是农民。还有了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农村教师等等农村系列的新身份。 户籍制度的改革，要从破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高度来考虑，不能把它作为一项户籍管理工作交给公安部门负责。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换、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从城市化、工业化到现代化，这是任何国家实现走向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我国也是绕不开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转换思路了，把农民界定为只是一个职业概念，过去的农民身份不再存在，作为农业劳动者的农民数量才会减少，当在户籍面前都是公民，都可以在整个社会流动中自由流动时，对农民的社会排挤和边缘化现象才会得到克服，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破题，并逐步得到解决，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五、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什么新提法了。196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文件。20世纪80、90 年代，在中央文献上，几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又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同在于条件不同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从农村支援城市，为工业提供积累，发展到了以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了。与此同时，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也扩大了。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已经到了应该打破的时候。这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还有一点也是要注意到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强大的民营经济，发展农村经济有了一支新的重要的建设力量。党中央的20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一个全新的概念。 在此之前，还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形势如此逼人，解决好干部和农民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每亩耕地，国家补贴48元，直接发到农民手中，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修公路，国家补贴75%，村里集资25%，农村的干部坐不住了，这要看村里经济实力，看村干部组织动员能力，有些地方农民心理嘀咕，干部捞钱、捞吃喝的机会又来了，往外掏钱就不积极。没有农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新农村建设要热火朝天的搞起来是很困难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时期的创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做到“五个必须坚持”和“五要五不要”。即：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必须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从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必须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必须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要注重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要从实际出发，不要进行攀比；要民主商议，不要搞强迫命令；要有特色，不要千篇一律；要扶持引导，不要包办代替。真正做到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健所总结的：农村干部做事情应该做到“内容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项目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决策权；监管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参与权；验收要交给群众，保障村民的监督权。”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未来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不会是那种地多人少国家的模式，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家庭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只占全国人口5-10%。而是要走一条政府加大投入力度，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方针，使农村的水利、道路、电力、通讯等软硬环境建设，在几年内有明显的新进展，逐步实现农村的生产、生活现代化。 住在农村的人，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人：一是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纯农户；二是农业兼业户，收入大部分靠农业，小部分靠非农业；三是非农业兼农户，收入来源大部分靠非农业，小部分靠农业；四是住户，住在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收入靠第二、三产业。国家的惠农政策界限明确，对象是纯农户兼顾农业兼业户，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农民。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四类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还会发生转化，一、二类人会减少，三、四类人会增多，农民数量减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增多，农村就转换成为以农业生产为主业的居民社区，与城镇的发展内在的结合在一起了。韩国、日本的农村社区，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他们的农村社区中，除了种田务农的农业劳动者之外，也住有在城市工作的教师、企业员工、商人、自由职业者。有的农户，子女到城市工作了，父母留在农村种田，家庭还在农村。因为农村社区的生活条件，水、电、路、讯等，并不比城市差很多。而村子里生产的远近闻名的农产品，还足以使之产生家乡自豪感。 目前，有的农村出现的大搞物流市场，大搞高档住宅区开发，大搞旅游景点，主观草率并村的做法，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少数干部的扭曲政绩观在作怪，到头来，只能是劳民伤财，延误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我的发言占了太多的时间。在结束发言，听取大家批评之前，我再一次总结一下我的发言主旨： 是时候了，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应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为切入点，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我国的《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将在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那时，对农民的界定必须明确，《农民权益保护法》有助于克服对农民这个复杂社会阶层的笼统化对待，清除社会上对农民社会排挤和边缘化现象。与此同时，有一大批被农民群众信赖的好干部，对农民进行组织动员，明确奋斗目标，焕发起他们的主人翁精神，克服依赖思想，一定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更加美好。

首先你要去了解 社会转型是怎么转。 然后 社会救助工作是什么。有无先进的好的model可以借鉴。这样的选题，是因为社会现状和当今社会问题（具体的还需你自己查）而提出来的（当然也需要文献参考来提供依据）。

扶贫工作作为党的富民政策的组成部分，作为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深入改革的内容，越来越受到全党的重视和全社会的支持。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要继续抓好扶贫工作。因此，如何搞好扶贫工作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宋家垭村的剖析，找出贫困地区贫困的成因，并提出一些对策。南漳县薛坪镇宋家垭村是一个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4元的贫困村，辖7个村民小组，1 2 5户，586人。 过去这里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真实写照：“山大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吃粮靠救济，油盐靠鸡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宋家垭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经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l来了，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里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比较贫困。据统计，宋家垭村年人均纯收入19 8 9年只有156元，经过市民政局两年的扶持，1990年为187元，1991年达到了214元，仍比全县年人均纯收入493元的水平低。一、成因浅析调查表明，造成贫困地区长期贫困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历史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其自身内部的原因。从宋家垭村贫困状况的分析结果表明，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相互交织，共同促成。1、自然资源贫乏。宋家垭村地处山区，位于南漳县西部，平均海拔800多米，耕地面积678亩，人均耕地只有亩。这里资源贫乏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山上没有砍的。这里虽然山场面积大，但是山上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没有土层，长不成大树，只有一些灌木生长在石缝之中。二是地下没有挖的。据地质技术人员勘探，这里没有重要的矿藏可挖。三是耕地贫瘠。这里的耕地一部分在山沟里(当地叫冲)，大部分分布在半山坡，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梯田(当地叫架子田)，土层很薄。这种耕地既不保墒，也不保肥，更不保温，粮食产量极低。尽管近年来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投入了大量的良种、化肥，地膜，但年亩产粮食一直在700斤左右徘徊。四是水源十分缺乏。宋家垭村无水源，庄稼需水和人畜饮水全凭老天恩泽。近年来我市民政局拿出2万多元帮助村里建了近百口蓄水池，缓解了人畜饮水的矛盾，但对庄稼旱期灌溉却无能为力。若是风调雨顺年成尚好，若是遇到灾害，粮食就会减产或绝收。前几年曾多次在玉米扬花压米的关键时期出现“卡脖子旱”，致使好端端的庄稼大量减产。2、交通运输不便。产品能不能转化成商品，一个重要的环节是交通运输。如果交通运输不发达，产品运不出去，永远实现不了它的商品价值。宋家垭村恰恰是在这个环节上存在问题。这里地势高、山多，125户人家分散居住在几十座山坡上和14条沟沟洼洼里，往往是一座山一个洼就是一户人家。通往各家各户的路都是羊肠小道，行走十分不便。1组3户农民住在海拔1200米的高岭寨，那里山高坡陡，道路更难行，全村农民运输全靠肩挑背驮。最远的几户，到村委会交售定购任务粮或买化肥，要用背篓背三、四公里，翻越六、七座山，走两个多小时。冬、春大雪封山后，农民们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由于交通不便利，这里山上生长的柿子、核桃、白果、樱桃、香椿、薪柴等土特产无法运出上市，白白地被烂掉或自己消耗了另一方面，外面的商品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使这里变成了"世外桃源"。3、商品意识淡薄。贫困地区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意识淡薄。他们没有经商或从事商品生产的欲望,总是停留在“养猪为过年;养鸡弄几个油盐钱，种田求个肚儿圆”这个旧观念的圈子里，不敢大胆突破。如宋家垭村有这么两个例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各家各户每年杀猪以后，不是拿一部分到市场上去销售，变成现金，然后用于生产投入，而是分割成若干块，用松烟熏一熏保管起来，留着自家慢慢吃。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平均熏猪肉200多斤，最多的户有400多斤，使资金不能快速周转，发挥其应有的效益。二是农忙以后，青壮年劳力不是出去找活路，跑生意，搞副业，而是呆在家里享清闲，好端端的劳力和宝贵的时间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4、产业结构单一。 贫困地区农民往往不注意因地制且调整产业结构，传统的种田顾肚子观念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其贫困的一条重要内因。据统计，宋家垭村1991年国民生产总值(毛收入)为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万元，占;林、牧、副业收入万元，占。集体有一个由市民政局扶持的粮油加工房和一个小商店，个体加工和商店是个空白。桑蚕生产按说是宋家垭村一个占地少、收益大、见效快的经济项目，但在这里也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各家各户只是在田边地头，房前屋后栽了少部分桑树。全村今年春、夏、秋三季养蚕才60张，潜力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今年市民政拿出资金4430元，购买了万株桑树苗和320棵速成白果树苗，让村里发展桑园和白果园。开始农民们还不乐意接受，舍不得拿好田，后经工作队员反复宣传，部分农户才算拿出了5分当家田种植桑树和白果树。5、社会化服务程度低。这是造成贫困的一条外部原因。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由过去的集体经营，变为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这就要求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化服务与之相配套。但目前贫困地区的社会化服务程度较低，不能与新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据调查，目前少数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向农民群众征收过多，为农民提供各种服务较少。如宋家垭村每户每年向镇兽医站交5元钱家畜家、禽防疫费，但兽医站却不发防疫药，不打防疫针。农户的家畜、家禽生了病，兽医站从不过问或治疗，即使费力把他们请来，还要交医疗费。一组农民刘高峰家养有一头80多公斤重的肥猪和一头老母猪，由于畜医站未发防疫药，未打防疫针，生病后又无人治疗，结果今年上半年得病后杀了一头，下半年另一头只差三天就要下仔的老母猪又病死了。刘高峰今年仅此一项就损失700多元，他的爱人还大哭了一场。另外，农民急需的化肥、农药、柴油等物资也很难买到，出售粮食、蚕茧不能完全领到现钱，存在打白条现象，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6、文化教育落后。文化教育落后是贫困地区的一个通病，也是造成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劳动者即人起着掌握生产工具、改造劳动对象的重要作用。人的素质优劣，直接影响到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依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但目前贫困地区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城市和富裕的农村。这里农村没有电影、电视看，没有收音机和广播听，书报杂志也很难看到，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村办小学师资和教学条件也差，一、两个民办教师带七、八十个学生，一、四年级合一个班，二、三年级合一个班，两个老师既带语文，又带算术，其它课程只有砍掉。由于教学条件差，学生升学率极低，大部分只能读个小学。据统计，宋家垭全村586人中，高中毕业钩有14人，初中毕业的有45人，小学文化程度的有180人，文盲、半文盲为216人，占总人口的。村干部的文化结构也极不相称，全村6名干部中有初中文化程度的2名，另4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很难想象，象这样文化教育状况的地区，怎能快速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二、对策展望如何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一道难题。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联结民政、财政、科技、供销等众多部门，并且需要一个过程，不能企于短期内即达目标。针对上述分析的原因，我们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切实加强领导，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实践证明,搞好扶贫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进一步体现党的宗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政治大事;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具体行动;是促进全国经济平衡发展，稳定农村局势的实际步骤，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和重要的经济任务。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切实加强对扶贫工作的组织领导，把扶贫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常抓不懈。具体讲，其一，要成立扶贫工作常设机构，配备素质较高的干部，组织协调扶贫工作，研究、交流扶贫工作方法和经验。其二，建立扶贫工作责任制，坚持采用派驻扶贫工作队和工作组的有效形式;实行对口承包，不脱贫不脱勾，并具体规定一些奖惩办法将责任落实到人。其三，要组织和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支持，帮助扶贫工作。2、制定扶贫规划，确立扶贫目标。要想使贫困地区改变贫困面貌，首先必须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选准主攻方向，制定一个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规划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总体规划，即通过扶贫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达到的总的目标;二是年度规划，即每年所应实观的目标;三是各项具体规划，如人才培养规划，科技兴农规划等。规划必须因地制宜，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各地实践证明，凡是制定了一个好的规划的地方，那里的扶贫效果就明显。反之，若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一人一套搞法，其结果只会是年年扶年年贫，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给党和人民造成损失，贻害无穷。3、扶本、扶智，增强造血功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其根本原因有两条：一靠政策，二靠科技。长期以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扶贫工作，国家拔出了大批救灾、救济款物，并取得了显著效益。但一个值行注意的问题是，在扶贫过程中，由于对人才与技术的开发与扶持不够，其结果是：“救济年年搞，年年不温饱，专靠钱和物，穷根断不了。”这说明光靠输血只能维持生命，只有传授技术，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才能健康成长。扶贫工作必须抓住“扶本扶智”这个根本。扶本扶智就是要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苦干实干精神，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就是要发展教育，输入信息，更新观念，改变人的愚昧状况;就是要向广大贫困户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传授一技之长，发展生产，使他们获得脱贫致富的实际能力。4、分清贫困户类别，因人施扶。我们在调查中发观，虽然一个村是贫困村，但穷衬里也不乏富裕户。为什么在相同的客观条件和外部环境下，却有穷有富呢?这就需要对贫困户进行分类，再分析原因，最后因人施扶。目前农村贫困户按其原因来分，大致有如下十种类型：(1)缺劳力型，(2)缺资金型，(3)缺技术型，(4)缺门路型，(5)经营无方型，(6)痴呆傻弱智型，(7) 孤老(小)型，(8)懒惰型，(9)家大口阔型，(10)天灾人祸(包括疾病)型，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就需要采取不同的扶持办法。如对缺劳力型户，我们就要发动同村同组农民义务帮工，并减免其义务工，帮助他们发展食用菌，桑蚕、家禽等轻体力、技术型、收益大的生产项目。对懒惰型户，一是要扶志，即帮教立志，使其克服好逸恶劳的恶习。二是制度约束，防止其外出乱跑。三是诚心帮助，解决其具体困难。对天灾人祸和患病致贫型户，政府和集体要及时扶持资金和物资，给予救济，使其增强抗灾自救的能力，尽快恢复生产。5、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人口控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贫困地区能否最终脱贫致富的关键问题。在贫困的农村，人口增长速度要尽快控制住。不能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要采取措施，克服近亲生育、人口素质下降的倾向，避免痴呆傻和弱智等新的贫困因素再生。如果贫困地区不把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工作抓好，即使我们的财富和生产能力不断增加，但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新增人口吃掉，结果仍旧摆脱不了贫困，达不到小康。特别是我们农村基层政府、村民委员会，要把好第一关，坚决执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为控制人口做出积极的努力。6、跳出“以粮为纲”的圈了，因地制宜调整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是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病根。贫困地区要彻底摆脱贫困，普遍面临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艰巨任务。以选择发展具有当地优势的产业为目的的调整，是扭转贫困地区经济恶怀循环的一大工程。如宋家垭村人平只有亩地，种粮食充其量只能混个肚儿圆。若充分利用当地荒山坡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茶叶、桑蚕、板栗、核桃，白果、杜仲、枣皮等收益大的经济项目，再辅之以其它工付业项目，尽快脱贫致富是不成问题的。7、发挥上级和基层两个积极性，启动内在活力。区域贫困、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许多扶贫的优惠政策，上级每年把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投放到贫困地区。这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即从客观上助长了当地政府和农民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因此，扶贫工作必须注意把上级政府扶贫的积极性与当地政府、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脱贫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结合起来，改变过去那种把扶贫工作单纯看作是上级政府的事，而贫困地区基层政府和部门处于应付被动地位的状况。当地政府及其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向农民及时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等社会化服务，同时应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杜绝乱摊派，减少不合理的收费，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脱贫攻坚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任务，也是我党的使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同步小康，消除贫困，是我党对人民的承诺。

根据社会转型期社会救助工作的特点、要求，分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方法建议等。话说这题目有点大且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