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参考文献苗族银饰书籍

银饰特征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 苗族银饰 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 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 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 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 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 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 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 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编辑本段银饰历史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 苗族银饰 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 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 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编辑本段银饰工艺 加工 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 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 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瑕。 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 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原料 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 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 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 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 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 *** 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银饰文化 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 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 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 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 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 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 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 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 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 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 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 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 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 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 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 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 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 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 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 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 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 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 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 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 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 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 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 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 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 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 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 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 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 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 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 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 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 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己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 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 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 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 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 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 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 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 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 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 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 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 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 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 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 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 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 在响 *** 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透视出封建社会中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 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 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 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 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 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 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 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 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 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 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 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 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 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 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 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 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 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 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 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 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 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 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 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苗族银饰造型丰富，以大、多、重为美，作为一种文化美学在历史上被许多民族所青睐，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

苗族银饰从古代饰物中沿袭了 "步摇"，融合了来自南方少数民族的"耳档"，设计上还使用了"五兵佩"和中国传统的龙、凤、鳞等纹样。

苗族大银角几乎是佩戴者身高的一半，堆大为山，呈现出大山的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大海的浩渺之美，这种以大为美的独特审美，以美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很有道理的，而且银饰的大小还体现了家庭富裕的程度，并显示着苗家姑娘的大气。

贵州施洞的苗族妇女自幼会穿耳孔，然后用渐次加粗的圆棍进行扩大，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甚至有一些妇女因耳环过重，导致耳垂被拉豁，当地耳环单只最重的达到了200克，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同样讲究越重越好，最重者足足有八斤。

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例如，耳环挂三四只，项圈戴三四件，腹饰、腰饰全都佩戴在身上，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的部件有数百种之多，重叠繁复，展现出一种繁缚之美，当然，其中也隐隐蕴含着一种炫耀意识。

苗族的图腾文化，是银饰的重要造型，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枫木生出了蝴蝶妈，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苗族银饰的加工，都是以家庭为作坊手工制作完成，银匠会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然后利用压、寥、刻、镂等工艺，制做出精美的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完成。

苗族银饰造型丰富，以大、多、重为美，作为一种文化美学在历史上被许多民族所青睐，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苗族人认为银饰能驱除邪恶，防阴气，所以都热衷于戴银饰。有头饰，颈饰，胸饰首饰等。都是银匠精心打造而成，平日里他们对银饰呵护备至。银饰图案多样，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俗文化内涵。

01、“禾库剪纸与踏虎凿花的差异性初探”，《装饰》，2014年第11期；02、“凤凰苗族祭祀法器的基本类型与社会功能”，《装饰》，2014年第1期；03、“中原地区丧葬纸扎的类型与工艺”，《装饰》，2013年第4期；04、“凤凰纸扎及其民俗意味”，《装饰》，2012年第4期；05、“马王堆文物所见轪侯家族的日常生活与时尚”，《装饰》，2011年第3期；06、“当‘小清新’遭遇‘大时代’”，《美术观察》，2013年第12期；07、“高校的缺位和民间的坚守：十年工艺美术研究反思”，《美术观察》，2013年第11期；08、“艺术古籍的选编和译介应心存敬畏”，《美术观察》，2013年第3期；09、“异地迁建与消失的文化‘场’”，《美术观察》，2012年第12期；10、“文字错误与编者责任意识的缺失”，《美术观察》，2010年第8期；11、“设计为人：一个中国设计的基本命题”，《美术观察》，2010年第3期；12、“‘受伤’的《中国美术史》：以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美术品的叙述为例”，《美术观察》，2010年第2期；13、“坚守中国‘人’的底线：谈当代中国美术评价体系的构建”，《美术观察》，2009年第1期；14、“由‘亲亲’及‘爱人’：兼谈二十四孝与民间艺术的伦理图式”，《美术观察》，2008年第5期；15、“不应缺席的设计理论研究”，《美术观察》，2008年第2期；16、“关于设计历史研究的三点思考”，《美术与设计》，2010年第4期；17、“从马王堆《导引图》看中国传统体育与艺术精神”，《美术与设计》，2008年第4期；18、“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中线条情感语言刍议”，《艺术评论》，2007年第7期；19、“马王堆漆器纹饰构成法则再探”，《中国美术馆》，2014年第5期；20、“苗族银饰的文化渊源及美学意蕴”，《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4年第5期；21、“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手工艺生态的破坏”，《艺术生活》，2014年第6期；22、“凤凰苗族银饰的流变特征”，《艺海》，2013年第9期；23、“凤凰古城银饰旅游产品市场调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24、“德榜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的现状调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25、“马王堆装饰艺术造形特征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26、“传统古籍版式设计美学三题”，《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27、“马王堆漆器纹饰构成法则初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28、“国画程式浅谈”，《艺术研究》，2008年第2期；29、“飞天的美学意蕴”，《艺术探索》，2007年第2期；30、“设计历史研究的三点思考”，发表于“上海设计与中国现代设计史写作学术研讨会”，收入《设计学研究2012》，人民出版社2012年；31、“马王堆装饰艺术色彩特征探微”，发表于“首届全国设计学青年论坛”，收入《设计学论坛》第1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32、“屠隆《考槃馀事》初考”，收入《东吴文化遗产》第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