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本国古文化的研究论文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173册PDF电子版

古代西方文化的特征与传承古代西方文化的特征西方古典文化首先由希腊人开创，罗马人依据其民族特点并结合自己的创造，在有选择地光采博收与融合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灌注以新的内容，从而使之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当然，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也各有其不同的特征。早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著名诗人维吉尔就已经道出了两者各自的旨趣。他认为，希腊人的天才在于文化艺术领域的创造，而罗马人则在于以威力统辖天下万民，在世界“推行和平”。也正如“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利、纪律和一致之伟大。”这是由各自的民族性格、历史传统、社会和自然环境等因素造成的。但是，古希腊、罗马文化作为一种一脉相承的同质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凝聚成了一种有其独特内涵和体系的文化传统。在此，下面将对西方古典文化的特征进行大致的概括。1.民主与法制精神古希腊人所创设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古典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文化成就之一。而雅典的的民主政治制度则是其中的楷模。在雅典，公民民主制达到了极致。一切官职均由选举和抽签产生，权力的世袭、垄断和特权制得以废除。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体现了三权分立、主权在民和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是古代世界发展最充分、最完备、最典型的民主形式。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政治必然要求健全的法制，而法制则会保证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实施。希罗多德早就体会到了其真义。他借别人之口宣传民主政治的首要优点在于“它的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演讲中更具体阐述了民主政治的特点。他讲道：“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公私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 罗马共和时代也曾实行过民主政治，虽然日后的罗马走向了帝制的道路，但民主体制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却一直贯穿其中。在帝国时代，帝国范围内罗马公民权的扩大和统一，以及遍及帝国境内的自治城市的繁荣不仅使民主政治得以延续，而且还对古典传统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正如论者所言：“古典文化首先是城市的文化、公民社会的文化，只有奠定于这种更大范围的公民权与自治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古典文化的广延才不至于使其传统遭到削弱，反而有所加强。”更为重要的是，由古希腊人创始的古典法律精神在罗马人那里得到了光大。虽然罗马人在法理的探讨上不如希腊人，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不断开拓进取，并最终使罗马法成为法理精深、系统完备的体系。可以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在罗马人那里得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实现。 古典文化中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可以说，中世纪的市民民主和法律体系，以至近现代社会的民主和法律体系都是在它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经过发展和演变而确立起来的。2.科学与理性精神从泰勒斯开始，古希腊人终于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而走向理性思想发展的道路，于是他们也就开始从神话王国进入到自然王国的探索旅程。正是在对宇宙和自然以及人类社会本身的无穷探究中，古希腊和罗马人初步建立了其科学体系。而现代科学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是愚昧和迷信的对立物。人类就是在克服愚昧和迷信的征途上不断进步的。因此人类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往往以科学的发展为先导。实际行，在泰勒斯时代，大多数希腊人仍然愚昧无知，并对科学心存蔑视。而泰勒斯也清楚的认识到他的责任就是让科学和智慧的光芒照亮全城，把愚昧完全赶走。也正是通过古希腊科学家的努力，希腊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了质疑，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才建立起来。也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看待问题的方法，并激发出了他们无穷的创造力，使他们在血多科学领域都有所发展，有所创建。 古希腊人所发现的这种理性就是通常所谓的自主的理性。它不是依赖于任何超自然的神和外在的权威，而是依靠人的智慧和思维能力对事物的一种把握和理解。可以说，在古希腊，自主理性精神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他们在探究一切事物时都将之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对此，古希腊人柏拉图在《申辩篇》中就曾讲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的理智所判断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和做。而古罗马人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并在实用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其还继承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学界所谓的罗马文化质朴务实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在西塞罗的言论中，我们仍然体味到它的真义。他讲道：“我们所谓的人，是具有预见性、灵敏性、综合力、机智力，是富有记忆力、充分的理性和深谋远虑的动物。……因为人是如此众多的各种各样的活的生命当中唯一获得一种理性和思维的生命，而且其余所有的 生命都为人所统治了。然而，我还认为不知是在人间，而且是在整个神的世界和整个宇宙，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理性更神圣的呢？理性只有它充分发展和尽善尽美的时候，才能真正称作为智慧。“即便是罗马帝国的一些皇帝也将其理想奠定在人性和理性的原则之上，如安敦尼王朝诸皇帝。可以说，在西方的古典时代，理性的思维方式已经成为了该时代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尤其是，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还为古希腊哲人和科学家发展成为一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和初步的经验主义的科学方法，并成为后世思想家和科学家进行科学和哲学探索必不可少的工具。而近代西方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3.人文主义精神古典文化中充满着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西方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邦纳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纳的这一概括也同样适用于古时代的罗马。或者说，它也是对整个古典时代人文主义特征的概括。 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体现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所谓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在古希腊人看来，神只不过是人的最完美的体现而已，神与人一样也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也具有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人所具有的品格。因此，它与古代东方宗教那种把神看作不食人间烟火、威严无比、高不可攀的宗教观念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古希腊人这种宗教观念意欲“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与美质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神也只不过是人借以表现其理想的对象罢了。因此，古希腊宗教带有一种人文主义的色彩。而古罗马不仅接受了古希腊人的神，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它的这种宗教精神及其渗透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同时，不论是在希腊还是在罗马，僧侣并没有形成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因此在社会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他们也无法起权威的主宰作用。当然，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们的宗教观念也是相当浓厚的，但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其宗教思想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却是其中一个突出特点。 西方古典时代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本主义，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感、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胆描绘和讴歌，艺术作品中对人体的着力刻画和赞美，古典建筑学中“维特鲁威人体”对人文主义的弘扬，如此等等。其中，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一段话“：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一句台词：“天下奇事虽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都成为古典文化中著名的人文主义的格言。而古罗马诗人泰伦斯、著名政治家和学者西塞罗等对人性的深入阐发和强调也为后人所服膺。可以说，人文主义是古典文化的一个主题。4.庄重典雅，优美和谐的文艺风格对于西方古典文艺风格，世纪著名的艺术史家温克勒曼曾作过精彩而恰当的概括，即：“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朱龙华则进一步补充道“：古典风格以庄重典雅、优美和谐为重要特征，或如温克勒曼所说，那是一种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壮伟，它讲求形式与内容、现实与理想、规范与自由、纯净与丰富之间的辩证统一、平衡以至最高度的和谐，这些关系的过度倾斜和破坏则是非古典的。”古希腊人则是西方古典风格的创立者。当然，这种风格是在他们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形成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盛期。而此种风格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追求自然与人之和谐的精神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它在雅典的神庙建筑和雕刻艺术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而帕特农神庙则是其中的典范之作。古罗马人在模仿古希腊文艺方面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在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艺术家在充分吸收希腊艺术成果（尤其是其中的新古典派）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庄重肃穆的奥古斯都风格，就是在帝制的条件下对希腊古典风格的一种继承。这在奥古斯都广场和和平祭坛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而在帝国前期，古罗马艺术一方面延续了奥古斯都风格，另一方面则又糅合了希腊化派的因素，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帝国艺术。这在帝国初期的建筑、艺术中都有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众所周知的“拉奥孔群像”。自文艺复兴一直到世纪的理性主义时代，它始终被崇奉古典传统的无数学者和艺术家视为体现古典艺术理想的典范之作。温克勒曼对古典艺术风格的那一高论就是以之为典型依据而做出的。不过，在世纪年代之前，学者们大都将这尊雕像错误地归入希腊艺术行列，但后来的考古事实表明，它恰恰是罗马帝国初期的作品，并体现了新帝国艺术的特点。这也充分说明，罗马人对古典艺术精神的理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古希腊和罗马有着一脉相传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精神。尤其在建筑艺术方面，古罗马人还将古典传统风格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创造了“作为世界统治者的世界建筑”。古典文艺风格和精神有赖于合理的形式去体现和表达它，因此古典时代的文学和艺术也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并为人们所普遍遵循的富有特色的表现形式，例如建筑中的柱式（多利亚、爱奥尼亚和科林斯）和拱柱的组合，艺术中的人体中心（“维特鲁威人体”）和人体比例，文学中的史诗和悲剧的规格（三一律）及各种诗词格律等等。可以说，这些形式或格式与其内容密不可分，从而使古典文艺风格独步于古代世界文学艺术之林。 古典艺术风格及其表现形式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追逐和模仿的对象，而且还对18、19世纪的欧洲古典主义运动以极大的影响。编辑本段西方古典文化 - 古典文化的传承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1.古典文化知识的存留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两个世纪里，虽然古典文化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但仍有少数学者在孜孜以求地去挽救它。这些学者都是受古代文化教育培养的最后一代。如波埃修（480-525年）曾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翻译成为拉丁文并撰写了评注，他编写的几何、代数、音乐和逻辑著作则成为中世纪的教科书。卡西奥多勒斯（约477-约565年）不仅编写了《概览》一书（其中第二卷卷是有关“自由七艺”的概要），而且还开设了一个收藏古希腊著作译本的图书馆。伊西多（约560-636年）编写的《词源》则是一切古代和神学知识的汇集。他们的著译作品也就成为了中世纪初期学者们了解古典文化的一条通道，尽管这条通道极为狭窄。虽然基督教文化与古典文化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但实际上，基督教神学也没有完全割断它同古典文化的联系，基督教哲学就是在吸收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到了公元世纪，奥古斯丁吸收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从而导致了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第一次大融合。因此，人们也将奥古斯丁主义称为柏拉图一奥古斯丁主义。整个中世纪的思想进程都受到了它的影响。而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仍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整个中世纪时代则成为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一个壁垒。它对于古典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也仍然有许多古典著作劫后余生，幸免于难。它们大都被尘封在各地的修道院或私人图书馆中。2.古典文化在东西方的复苏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著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著作。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著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著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著作。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著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智慧馆”。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3.古典文化在西方复兴的第一次浪潮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4.古典文化在西方复兴的第二次浪潮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珍本甚至孤本。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著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著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 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5.奥林匹亚城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 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这个涉及的时间段很多，古代有那么多的朝代，在这里几句话也说不清楚。建议你还是找详细的资料综合一下，也可以参考历史书籍。